碳基传 | 幻想从现实起飞 ——访著名科幻作家刘兴诗

刘兴诗：对，那次《中国青年报》专门开了专栏批判。这个会议，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会议上有很多评论家，科普作协的官员，新闻媒体，刊物，唯独没有科幻作家，只请了我一个人。在这个会上，重点是批判叶永烈；所以后来叶永烈被赶出科幻界，实在是没有办法，太使人伤心了。

刘兴诗：

刘兴诗：我就不点名了，这些人现在主要还在北京，我就不用讲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刘兴诗：

左一韩素音     右一童恩正

左二周孟璞     右二周孟璞主编《科幻爱好者手册》

刘兴诗：我是这么随便说（笑）。其中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产生某些误会，认为只有美国式和日本式的科幻才是正统的科幻，就不太注意科学性的问题了。可是没有注意到，即便是美国的科幻，像阿西莫夫那样的小说家，也是很注意科学性的。

刘兴诗：对。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写科幻的很多都是大学生或者刚毕业不久的，科学的底子并不是很好，根基不够。科幻写作还缺乏真正的科学家的参与。尽管有潘家铮这样的工程院院士来参与，但是他联系他自己专业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我理解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他实际上是在繁忙的专业之外，寄托自己的闲情逸致，正如古人诗中所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并没有真正把自己的科学积累拿出来。我觉得对于科学家来说，应该把科幻作为自己研究的一部分。有两句话，代表了我对科幻的看法，一句是“幻想从现实起飞”，另外一句话，很多人都不同意，就是“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这样，不可能这么要求；我也不要求自己的所有作品都这样，但是我的作品中有一些的确是这样。我们研究科学问题，有时候非常敏感地发现它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够，还不能写出一篇非常严谨的学术论文，那么我们可以写成科幻小说。

▲潘家铮院士

我举个例子。当年裴文中先生曾经在病床上，给周国兴、童恩正和我三个人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到广西柳州一个叫白莲洞的地方考察。白莲洞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都有。裴先生让我们三个人去做研究。周国兴负责研究人类化石，童恩正负责文物鉴定，我负责研究洞穴地层，我们三个人配合得很好。裴先生去世之后，改由贾兰坡先生指导我们。这个工作是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我们一直做了十多年，投入了很大精力。在这个洞的地方，我们开过两次国际会议，反映都相当不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距离这个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化石，叫做柳江人化石。这个柳江人化石在古人类研究方面有什么地位呢？是目前已经发现的蒙古人种的一个比较好、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来的日本学者，认为是他们的老祖宗，是怀着无限尊敬的心情来寻根的。

我们到柳江人这个洞穴考察之后，下了这么一个结论：那个洞穴不是柳江人居住的洞穴，没有发现任何在里面居住的痕迹，他应该是从外面来，无意之中死在那个地方了，是被洪水冲进去的。现在有一个问题：他原来住在什么地方？发现柳江人的地方距离白莲洞只有几公里，中间的地形非常开阔，而且白莲洞化石和柳江人也是同一时代的……这方面的证据还有很多，就不仔细说了。我们认为，柳江人是从白莲洞走出去的。但是由于具体的科学材料还不够，我们还不能形成一篇论文。当时我们就分工，由周国兴来写一篇科普文章《三探柳江人洞》，正面阐明我们的观点。分配我写一篇科幻小说，提出更加丰富的科学幻想。这个科幻小说怎么个写法呢？我干脆把周国兴、童恩正和我，以及当时的白莲洞洞穴博物馆长易光远，自己的真人真事统统写进去。连同跟随我一起去，在基坑里玩耍中，无意识找到一颗原始人牙齿，我的小女儿星星、小儿子毛毛也写进去。把我们发现的一些科学材料全都摆出来，和读者共同研究。然后我就编一个故事。故事最后有三个结尾，让读者自己来选择。我们企图利用这个东西，来阐述我们的观点，就是柳江人是从白莲洞过去的。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这篇小说没有发表。为什么呢？当时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像写论文一样，在小说后面附参考文献。这样一来，在文学刊物上没法发表，在科学刊物也不可能发表，因为它是小说。那么好吧，我就放到一边不发。后来终于发了一次，但是把参考文献拿掉了。我现在很想专门出一本书，包括《美洲来的哥伦布》在内，后面完全附上参考文献。这个又有什么不可以出呢？它是作者经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得出来的作品，是科研过程中得出的直接问题，也表明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有一定的根据。只不过，现在很多出版社不敢为天下先，不会出带科学参考文献的文学作品。

▲周国兴

科学研究分为直接研究和间接研究，柳江人的研究是直接研究，那么，什么是间接研究呢？《美洲来的哥伦布》就是间接研究。因为这个我不能直接做实验，是通过文献研究的。我让一个来访问我的英国历史学研究生帮我回国考察，我自己并没有到现场去。不管是直接研究还是间接研究，由此引发的科幻小说都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所以我提出，“科幻小说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这么做，只是说我们需要这么一种类型，我们当代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类作品，缺乏非常深厚的科学根基。当时我写的时候，一块岩石是什么颜色，还有一些小的道具，小的细节，都要写得非常真实，整个背景都是真实的，然后突出一个幻想。这个幻想也不是空穴来风，也是通过研究得出的科学假想，是科学假想的文学表现。你读我写的《美洲来的哥伦布》，看起来还真像一篇小说。

所以，我们现在的作品科学性不足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太过于学习美国的东西，再一个是我们缺乏真正的科学家写的作品，第三，很多出版社从商业利益出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当年我们发东西是很容易的，都是人家打电话来求我们，但是现在这样的东西写出来没地方发表。

刘兴诗：是这样。就缺乏有真知灼见的出版家，而不是出版商。科学性不足，就有这么一些背景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学性不足，尽管我们现在写得也还不错，但是真正和主流作家相比，还是差那么一点。作为文学作品，至少应该塑造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我们这么多作品，包括郑文光的作品，哪一篇作品有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很能打动人的？没有吧，至少没有太突出的吧。

刘兴诗：是这个问题。文学性不够也有很多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性就是故事，就是编得离奇，我看不一定是这样。故事离奇，幻想曲折，固然是文学上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很重要的是，文学应该写人。写人，要写他的思想境界。我们的作品恰好缺乏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作者本身就缺乏这些东西，又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呢？还有，中国科幻小说进入了一个怪圈。现在不是写科幻，而是玩科幻，一些年轻人就在玩科幻，正统的科学家就不愿意跟你混在一起写这个东西了，或者偶然玩一玩，像有的科学家那样。似乎作为一个票友，也就是玩一下而已，并不像对具体的科研项目那样看重，不是作为事业来看待的。

刘兴诗：对，你说得对，需要生活积累。而且科幻还需要知识积累。我甚至觉得一些老年人写不一定比年轻人写得差，曾经沧海啊。

第三个问题，是民族性不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这一点我觉得要防止一个弊端，塑造民族性并不是要完全排斥外国的东西，但是你中国人写的至少要像个中国作品的样子，必须要具备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才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应该说，中国的科幻小说在这个方面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中国现在对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科幻介绍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地认识。一方面，为我们打开一个窗口，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过多地宣传这个，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就不太好。文章没有固定的章法，要说哪家写的就是正统的科幻，没有这回事儿！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我看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要写出咱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性，这才是真正的正统。原来认为科幻小说只有两个流派，凡尔纳流派和威尔斯流派，重科学流派和重文学流派。我现在认为有三个流派，除了这两个流派以外，还有一个娱乐流派，纯粹是娱乐性质。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受了美国很大的影响。我为什么要分出一个娱乐流派呢？重科学流派，就不需要讲了；我就从重文学流派，或者威尔斯流派来讲，以他的代表作《隐身人》为例，如果哪一个人要用这本小说去学隐身法，那就是活见鬼。可是，它说明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企图脱离社会、独自生活，必然自取灭亡。你看看这里面它就有东西的，是不是？而不像有的小说和国外的科幻电影，看起来非常热闹，可是你仔细一看，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属于看了就扔的。

 外国的东西我们要借鉴一点，肯定是有益的；可是对于阅历不深的学生，他们把这种东西当成学习的楷模，这就是一个标准问题了，弄不好就把中国科幻小说引入歧途。有的人学外国的东西，不但学习思路和手法，连形式也照着学。前几年我看一个小姑娘写的科幻，第一句就是：“我的妈妈伊莎贝拉……”我问她：“小姑娘，我问你啊，你妈妈真是伊莎贝拉吗？”伊莎贝拉的名字倒是听着好听，但是你妈妈不是伊莎贝拉。当然，如果一个题材是非要写海外不可，那怎么不可以放到海外呢？在这种情况下，说“我的妈妈伊莎贝拉……”，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要像满清那样闭关自守。但是没有必要每一篇都得把故事背景放在海外，看起来像是翻译作品，但又不是真正的翻译作品。

海外题材的问题不是不能写，我也写海外的。有朋友对我说，写中国题材如果涉及到讽刺、批评的问题，是不是太敏感了一点，写海外就没有这个思想负担，这个都可以理解。总之海外题材不能写太多，不能成为主流。

第四个问题，是现实性的问题。科幻小说实际上是通过一种折射或者反射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任何文学作品不可能离开现实生活。现在我们很多作品是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少年不知愁滋味”，自作多情，在象牙之塔中自己编造一些东西，越离奇越好，这个是有问题的。幻想必须从现实起飞。中国科幻现在看起来非常繁荣，但是给人的印象，还是一种校园文学，基本上没有脱离校园文学的框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作者到主要的读者群，基本上都是学生，或者刚刚毕业不久，视野还不够宽阔。这让我想起辛稼轩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为幻想而幻想，看起来是非常热闹，可是仔细一咀嚼，里面可以让人深思的东西不是太多。在武汉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中国科幻小说始终是这么一个状态，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我说要害在于，你不关心社会大众，社会大众怎么关心你呢？这样呢，我就试了试，写了几篇小说，也没写太多。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足球的小说，叫做《中国足球幻想曲》，看起来我们中国足球不靠科幻小说是没法走向世界了（笑）。我另外还写了一篇关于房改问题的小说，房改怎么不可以写科幻呢？当然可以。在《北京晨报》，有个女记者叫杨易，我在她那里发了十来篇非常短的，几百字到一千字的关于现实题材的小幻想故事。

 如果文学性和科学性不足，这是我们的水平问题；可是民族性和现实性不足的话，这就是方向问题了，绝对是一个方向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有一点误入歧途。谁造成这种局面的呢？把外国的介绍了很多，当然是好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误导子弟呀！很多出版社实行编辑责任制，过多地考虑利润和商业性，很少有人将科幻当作事业来看待，这让我感到非常忧虑。

刘兴诗：这里还要纠正一个偏向，现在认为一谈科学就一定要轰轰烈烈的高精尖，一定要谈航天什么的，那不见得。你说种土豆这个问题有没有科学？我看是有的嘛。袁隆平搞水稻的，在学术界地位也那么高嘛，种水稻的老农民，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里面也大有科学。对科学可能有个误解，说到底，还应该注意基础科学，没有基础科学，那些高精尖的东西也出来不了。真正的科幻小说应该有两个主题。以我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为例，一个主题是科学，因为我真正相信有那么一回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美洲人已经悄悄地到了欧洲，这是个科学问题。这篇小说的产生就是基于一个科学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社会主题，反对种族主义。威尔斯的《隐身人》，也是有社会主题的。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既没有科学主题也没有社会主题，只是看起来热闹，热闹完了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作品怎样也不能称为传世之作，对不对？最多也就变成唐老鸭、米老鼠那样的东西了，而且还赶不上唐老鸭、米老鼠。所以我觉得，真是很多误区啊。现在我不便于讲怎么会产生这些误区，对不起，我不便于讲。要讲了会捅出很多问题来，要伤很多人的面子，会和我打官司，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误导是确实存在的。

刘兴诗：这显然还有个问题，怎么看待新人的问题。我觉得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就拼命抬举吴岩，当时我就提出：“请你们注意吴岩、韩松、星河和杨鹏这几个人。特别是吴岩，将会是中国科幻界的马拉多纳式的领军人物”。

左一吴岩  右一韩松

左二杨鹏  右二星河

后来有一个老朋友，年龄与我相当，就跟我讲：“你怎么捧这些年轻人呢？”大意是如此。我说，你这个话不对，如果没有新人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怎么能够进步呢？我们应该扶持新人，允许新人超过我们自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现在看来没有说错，这几个人我没有看走眼。现在我还特别注意几个更新的人，天津的郑军，武汉的刘婕，还有山西的刘慈欣、山西的柳文扬这一批人。我们对新人要鼓励，他们能超过我们，是让我最高兴的事情。但是，对新人来讲也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他们应该严格要求。九十年代在北京的科学会堂开过一次会，《科幻世界》主持的，请了很多美国和俄国的宇航员，是一个国际会议。那次把王晋康捧得特别高，很多老一辈的都很不服气，我担心王晋康会不会飘飘然，那天我就把他请到我的房间来，关上门说：“晋康，我跟你恳谈一下。在这个热潮里，我要给你泼点冷水。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冷静，不能够满足。一定要找一找，在自己的作品中还存在什么问题，想办法克服这些问题，岂不是就又前进一步了吗。老是满足于已经写出的东西，那就不会有什么进步。”王晋康非常谦虚，他接受了我的意见。王晋康的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谦虚谨慎，极其严格要求自己，是中国科幻发展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说他是“恒星”，一点也不错。

刘兴诗：王晋康是写得很不错的。我推荐他的《生死平衡》在台湾那边出了之后，也获得好评。

刘兴诗：前两年我们还在武汉一起开会，在武汉大学演讲他也去了。我说：“晋康，你的年龄也不算大，比我小得多嘛。”我现在工作还是很紧张，从早上一起来工作到现在也没有休息，每天的工作很忙。年纪大了，死亡的问题自然会来的。怎么样多做工作，充实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新作者要鼓励，也要严格要求。我们现在的新作者是什么情况呢？写顺手了，就这样写，不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像我的话，直到现在都还在不断尝试新的内容。比如今天上午我作了一个关于佛教的演讲，听众很感兴趣，就要求下次专门讲老庄哲学，这也是一种尝试。我和《神笔马良》的作者、童话作家洪汛涛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说我现在不写科幻了，我来写童话；他说你不能这样走，以童话来讲，你排不上号啊，还是不能离开科幻。我说，你这个话错了，恰恰我排不上号，我就非要来拼一拼。科幻我就是不写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要不停地变换新的领域，来尝试一下，这里碰一碰，那里碰一碰，也许会碰出个什么名堂来。我这个年纪都能这样，年轻人更应该这样，对自己要求应该更严格，不要满足于“我就是这个风格”，这个风格是可以变的，要求巩固，更要求新、求变。

▲洪汛涛

 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个创作的问题，而是生活态度的问题，缺乏一种使命感就麻烦了。

刘兴诗：是的。一篇作品，不要那么急、那么紧，慢慢地酝酿，把它写出来。

刘兴诗：我这个不一定写得好，但是我要试一试。原来大家觉得科幻都是写未来的，那不见得。童恩正研究历史，写的很多是过去的东西。

刘兴诗：未来也写了，过去也写了，我们应该写点现实的。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幻想啊。下岗工人他有幻想没有？绝对有。我在学校里，经常看到很多男生眼泪汪汪地站在女生宿舍门口，他们有幻想没有？肯定有。每个人都存在着幻想。一些大人物有幻想，小人物也有。这些东西，怎么不能写科幻小说呢？中国足球，大家很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就可以写。

刘兴诗：还有比如反贪的问题。《科幻海洋》曾经发表一篇关于反贪的小说，我认为写得很好。他们把它放到最后一篇，我跟阎安讲，你们应该放到开头去。写这样的一些作品，社会大众怎么会不关心呢？

刘兴诗：是吧？还有下岗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能写硬科幻总能写成软科幻吧。这样把路子走宽了，他主流作家自然就会走过来了。不用去请他，他自然就会过来。别老是关在圈子里面，就在大学的象牙塔里面胡编乱造，闭着眼睛自作多情，编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谁愿意看啊？或者说，谁愿意和你一起玩科幻啊？这样玩科幻，没意思嘛！中国科幻表面看起来很繁荣，但实际上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办法解决，现在我希望有真正远见卓识的出版家站出来，没有出版家是不行的，不是出版商。需要这样的刊物和出版社，这么一帮人。我建议科学家应该站出来，文学家也应该站出来，科幻不仅仅是小青年玩的！

刘兴诗：对。如果我的希望能够实现，中国科幻就大有希望。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要看看怎么样反映现实生活，直接写也行，间接写也行，文学嘛，可以赋、可以比、可以兴，怎么写都行，要反映现实生活，让人读了之后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样，一些很成熟的作品出来，“大家”也就出来了，现在都是“小家”，还没有真正的“大家”出来。

刘兴诗：就是这么回事。

刘兴诗：对。所以要多研究，研究完了再写。

刘兴诗：那才不见得。我刚才讲了，现实生活中很多东西，完全没有被人写过。

刘兴诗：我是这样看啊，娱乐性的作品不是不好，不是不需要。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怎么不需要娱乐？但是不能成为主流。真正对时代的思索，我们做得不多。很多跟国家、人民有关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是大的问题，“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一个《哈利·波特》，大家跟风，出版社都出这样的东西，这种现象值得忧虑。注重经济效益，当然也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产生一些副作用。

刘兴诗：如果有电影，固然很好，但只要有好的作品，不靠电影也行。先有文学作品，再有改编的电影，所以文学感动人是在前面，影视是在后面，而且电影也不能就是一个风格。我讲科幻有三大流派，不同流派来部电影行不行？不一定要用票房价值来决定。当然，这个又不行了，电影院不干了，制片公司也不干了，说来说去还是商业化影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开这种影响，可以从作品出发嘛。也许要艰巨、困难一点，也许曲折一点，也许缓慢一点，但只要有好的作品，终归站得住脚。

刘兴诗：是。一切好的电影，都是先有文学作品，然后从文学作品改编的。是这么一个关系，现在不能反过来。

                　　（采访人：李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