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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难得一知己——怀念发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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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我今年92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与发稼相识，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了。我俩不仅兴趣、爱好相投，而且性格、脾气、秉性，彼此也都十分了解。发稼是我的挚友，我的好兄弟，可以说，他就是我这一生中难觅的知己、知音。
我与发稼结缘从《少年文艺》开始，它创刊于1953年，那时，我俩都是在大学读书的学生。大学时代，我就爱好儿童文学，记得写的第一首儿童诗《金达莉》，就是在该刊发表的。而相隔不久发稼发表的《我们是一群年轻的初中毕业生》，据他后来说，也是自己写的第一首儿童诗。从那以后，我俩对彼此的名字就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又回到《少年文艺》担任诗歌编辑，他则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儿童文学研究，我们才真正建立了联系。开始，我和发稼的联系，大多是信件的来往，在信中谈各自的经历、创作和思考的问题，彼此才渐渐熟悉起来。我知道他对自己发表处女作的《少年文艺》很有感情，即按月寄赠新出版的刊物给他，而他也回赠由文学研究所主管、出版的刊物《诗探索》给我。直到有一次，大约在1981年的秋天，发稼回崇明探亲，我邀请他返京的时候来我家做客。这时，我俩才第一次见面。
那天，他来我家的时候，还带了家乡的土特产崇明米糕，以及自家种植的俗称芦粟，即甜高粱，也叫“二代甘蔗”。而在当时我与亲友往来中，馈赠的都是从商店购买的各式糖果、糕点，从没收到过这样的礼品。由此看出，发稼质朴、忠厚，也不矫情、做作。这份礼物，给我一种特殊的惊喜和亲切感。直到今天，每每想起来，似乎口中仍留有余香，又甜又糯。
作为《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如同我对其他诗歌作者那样，我也曾向发稼约稿，希望他将近作给刊物发表。也许他那时一心扑在儿童文学的研究上，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经我发过他的儿童诗。反倒是在发稼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儿童文学部分的时候，他竟想到了我，约我写约两千字的贺宜的条目。我珍惜他这次的约稿，可是，正值我爱人因抑郁症病住院，我必须在医院陪护。尽管《少年文艺》主编任大霖破例让我带了稿件在医院办公，附带照顾病人，然而我对在这特殊条件下写的并不满意，却又没法查找资料将它写好，遂不得不求助贺宜，最后经他详细修改才得以完成。这份珍贵的原稿，我已与其它书籍、资料一并捐赠给了浦东图书馆儿童文学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性的各种创作和研讨会议特别多。我与发稼都是许多会议的亲历者，因此，我俩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82年7月，《儿童文学》在烟台召开“全国儿童诗创作座谈会”。我与发稼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儿童诗研讨会，王一地、金近、金波、圣野、张继楼等儿童诗诗人都参加了，主要是探讨儿童诗创作问题，以促进儿童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特点是畅所欲言，敢于批评、争论。发稼与我不同，他显得沉稳、内敛，轻易不表示态度，表现得宽容、大度。
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发稼曾一度出现分歧。圣野是位老诗人，发稼对他很尊重，这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可这次会议是探讨儿童诗创作的问题，我听了他开始的发言，并没有涉及儿童诗，而是说了圣野许多好话。我终于按捺不住，向圣野开了一炮，批评他过于追求诗的数量，忽视诗的质量。由于我的发言，会议上立刻活跃起来。事后，大家说这个头开得好，发稼也同意这一说法。其实，我的发言是由他引起的。我和发稼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处世方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我俩的感情。
任溶溶曾在电话中温和地批评过我，他对我说：“古人说：做人要内方外圆，你是内方外也方。内方是好的，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外圆并不是圆滑，而是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什么事可以沟通、商量，即使你是对的，这样做，别人也乐于接受。”从我工作开始就与任溶溶同事，他非常了解我，时时提醒我“不要得罪人”，然而我的本性难改。就是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与发稼相处这么多年，而且感情越来越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与发稼的待人处世有很大关系。
发稼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儿童文学界的朋友，上至各级领导，下至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文学爱好者，大家提到发稼，没有人不夸他好的。发稼待人热情、真诚，乐于助人，不少人都受过他的恩泽，从心底里崇敬他。对此，我更有深切的感受。
1986年，我利用母亲的旧居，创办了第一个作家沙龙“泉舍”，开展各项文学活动，包括作品研讨、作家聚会，甚至为外地来沪的作家提供食宿。根据我的经济条件，全靠工资、稿费，很难应付日常的开支。发稼知道以后，第一个写信给我，表示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了解他并不富裕，所以被我婉言谢绝，可他一再与我商量，最后决定临时借给我一笔钱，以应急需，才解决了我当时的窘迫。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表示这笔钱，即使十年后还他都可以。实际上，等我的处境好转以后，也确实过了四五年。发稼待人如此慷慨，他自己又怎样呢？
发稼是我朋友中最节俭的一个人。他的衣着很朴素，出席会议或参加重大活动，总穿着那套深色的旧西服，一双普通的皮鞋，似乎没见他添置新的，更别说什么名牌了。就连他戴的帽子，也从不讲究，又土又旧，不知戴了多少年。有一年，汪习麟送了他一顶咖啡色、呢质的贝雷帽，他非常满意，才换了新帽子。
发稼在北京生活，平时外出很少叫出租车，有时开会可以报销，他也不怕麻烦，硬是要挤公交车。他去外地乘火车，吃饭舍不得买40元一客的盒饭。他的侄女冰冰告诉我，每次来上海去车站接他，因回崇明路远，总要带着点心给他充饥。有一年，冰冰看他穿了一件又重又不保暖的呢大衣，她买了才上市不久而又开始流行的滑雪衫（现今叫羽绒服）送他，他高兴地说：“哎呀，怎么这么轻，这么暖和！”冰冰对他说：“那么，你那件大衣就不要穿了，扔掉吧！”可是，他回北京的时候，还是舍不得，依旧带着它。
我没法细说发稼每次在上海的活动，但有两次重大的活动颇值得一提。一次是我以《作文大世界》的名义，为发稼举办“庆祝樊发稼七十诞辰暨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另一次是我筹办的在海洋宾馆与上海作家们的聚会。 先说为发稼举办庆祝活动的事。在此之前，2005年5月26日，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先平在合肥为发稼举办了“庆祝樊发稼儿童文学创作50周年”。我参加了这次活动，时隔两年多，2007年11月1日，发稼在给我的手机短信中还提到：“那次你不辞辛劳，自费专程赶去祝贺，眷眷兄弟情谊，永铭心中！”因在此次活动的报道中有“《作文大世界》主编刘崇善专程由上海赶到会场，带来了上海市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贺信”，我开玩笑地对发稼说：“那次我也没有白去，《文艺报》还报道了，这是在为《作文大世界》做‘免费广告’啊！”
我在前面写了与发稼结识的经过，以及对他的生活、为人处世的印象。但我更想说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从他开设博客得到启示，学习他每天敲打点文字，从搁笔很久又开始练笔，并写出了几本新作。另一是退休以后，我创办《作文大世界》，请发稼担任编委，他为我的这份事业竭尽全力，作出令我感动的奉献。
发稼自2011年8月开设“樊发稼博客”，到2017年1月，他每天都在写，6年5个月至少写了2500篇各类文章。这些文章无论针砭时弊，揭露丑恶，仗义执言，干预生活，都写得言简意赅，文笔越发老练，时而犀利，时而温和，时而严肃，时而调侃，写来得心应手，令我十分敬佩。这些“博文”竟成了我每天必读的范文、学习的教材。我决心向发稼学习，自2013年7月也开设了“刺猬诗人的博客”，作为一种练笔，每天都留下若干文字，没想到却收获很大。几年下来，不仅写了200多篇“刺猬日记”，而且还有童话、短诗，后来汇编了《给孩子们的诗》《锦囊“妙”计》两本书。
在我写博客过程中，发稼始终给我鼓励，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动力。最初，他读了我的小林系列童话，即写了《为刺猬喝彩》，说“有感于如今奇奇怪怪之童话乱象，他选择难度较大之常人体手法，每篇仅千字许，起承转合，深得文章学精髓。给人一点点温婉深情的提示，给人一点点含蓄内敛的点拨，给人一点点耐人寻味的启迪，给人一点点知识和美德的春雨般滋润……”此后，即将这些童话取名《锦囊“妙”计》编入由他和庄之明主编的“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美绘本”，于2015年6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我在博客中写的短诗计有85首，汇编成《给孩子们的诗》，于2016年5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稼为此书作序，“序”中说：“一些内容格调低俗、不讲艺术形式、晦涩难懂的作品大行其道……刘崇善先生挺身而出响亮地提出诗歌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本《给孩子们的诗》，可看作是他所做的精彩的诗的呼吁和诗的发言。”在成书之前，他还将此“序”投给《文学报》《中华读书报》，虽然没有发表，但他的良苦用心令我感动，永远铭记在心。
我一生从事儿童文学事业，《锦囊“妙”计》《给孩子们的诗》也许是我最后留给孩子们的礼品，而它们却是在发稼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睹物思情，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这两本书，就会想起发稼。如果不是他，不是他的博客，我又怎会像他那样写下去，又怎会完成这两本书的创作呢？它们凝结了我和发稼的感情，是我俩深厚友情的见证。我曾多次向他表达感激之情，现在，虽然他已离去，我仍然要说：谢谢发稼，我的好兄弟！
在要说另一件事。2000年初，我主编的《作文大世界》创刊，这份刊物更拉近了我和发稼的距离。《作文大世界》定位于由作家来指导学生写作。发稼从一开始就十分赞赏这份刊物，撰写了《后来居上，卓尔不群》的推荐文章。其他像任溶溶等也非常支持，说“刘崇善的事就是我的事”，他不仅为刊物写稿，而且对刊物举办的各项活动，有请必到。发稼虽然没有这么说，可他为刊物所做的事，却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多。他写指导性文章，提供示范性的童年散文，点评大量学生习作。不仅如此，在他的博客上，不时选载《作文大世界》各类文章、活动报道，甚至刊登刊物目录，不遗余力地为刊物宣传、推广。以今天微信的方式表达，他的博客几乎成了《作文大世界》的“公众号”。
办刊物是一件难事，像《作文大世界》是一份民办刊物，自筹资金，自办发行，更是难上加难。发稼多次不要支付他稿酬，孙卫卫等朋友也曾这样表态。既办刊物又怎能不付稿酬呢？虽然我没有采纳，但心存感激，感谢发稼和众多朋友对刊物的厚爱和支持。2016年8月，《作文大世界》问世16年，终于办不下去而停刊了。最后一期，我没有写停刊启事，而在扉页上录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期刊物也没赠送朋友，但发稼很敏感，几次说他没收刊。直到最后一次来上海，还是向我要了一本，可见他对刊物的感情多么深厚，从此却不复存在了。
2006年2月20日，发稼再次来上海，这次他准备宴请上海的作家朋友。这年恰好是发稼70虚岁，我随想趁此为发稼祝寿。随于2月21日在淮海路南鹰宾馆举办了“庆祝樊发稼先生七十诞辰暨儿童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出席活动的作家有樊发稼、任溶溶、圣野、任大星、孙毅、张秋生、汪习麟、陆梅、殷健灵、郁雨君、任哥舒、程逸汝、章大鸿、刘崇善和发稼的家属。活动以后，作家们拍照留念，遗憾的是陆梅因事离开，未在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之中。此次活动，《文艺报》《文学报》都作了报道。发稼回到北京以后，特将这次活动的开支从邮局汇款给我，他在手机短信中说：“当年，吴然兄在岗时，发我东西，给我开高稿酬，我从没有拒绝，因为不是他掏腰包。……你不是这种情况，你是从刘记银行开支，而这个银行，看来银根偏紧啊。”但我还是拒收了，从邮局又汇还给他。
2014年4月3日，发稼与上海作家的再次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张锦江说：“这次聚会难忘而具有历史意义”。参加这次聚会的作家，除前次参加庆祝活动的部分作家以外，张锦江、简平、周基亭、郁雨君、刘保法、黄亦波也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定在提篮桥远洋宾馆旋转餐厅，大家一边欣赏黄浦江灯光璀璨的夜景，一边把酒言欢，其乐融融。没想到的是，该餐厅的菜肴昂贵，份量又少，大家几乎不敢动筷。原说由我请客，哪知席间郁雨君外出，竟不声不响地添了好几只菜，并结账付款，令我非常尴尬。殷健灵、陆梅打了圆场，都说下次发稼再来上海，由她们请客。但这是发稼生前最后一次与大家聚会，也算是最后的晚餐吧，却再也没有给她俩机会了。
发稼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在2018年10月，他并非前来与上海朋友们最后告别，而是他得了一笔卖房子钱，当时除了给两个孩子，还要给他崇明的亲人，这次是特地来探亲和赠送钱款的。他的弟兄姊妹，每人分得3万，同时，也汇给夫人刘曼华在湖北的亲属。侄女冰冰很受感动地说：“二叔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可他对人却这么慷慨大方，而对自己却那么节俭，甚至觉得有点吝啬。”发稼就是这样的人。他关心别人，乐于助人，从不考虑自己。
发稼体弱多病，难怪他多愁善感，多年以前，他在墓地祭奠母亲的时候，曾声泪俱下地说：“姆妈，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您了……”我和汪习麟都将此话当做笑谈，即使这一次，我俩依然与他相约，下次在五星级宾馆接待他。他也意外地允诺了，哪知这倒真正的是最后一次，发稼就这样不辞而别，悄无声息地走了。
凡夫说：“发稼，一位难得的好人。可惜走早了。”许多他生前的好友都很怀念他。人间自有真情在。发稼走后，很多朋友写了怀念文章，仅我看到的就有束沛德、金波、高洪波、张晓楠、萧袤、张菱儿、安若水、刘希涛等人。
发稼逝世四周年即将到了，我至今没有写片言只语，心里总有一种愧疚之感。当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健康状况欠佳，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才开始写这篇怀念文章。尽管我已不能坐着在电脑上打字，只能在沙发躺椅上从手机上来写它，终于写出来了。我感到一身轻松，也很欣慰，也许某一天，我告别人世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作为发稼的挚友、兄弟，我完成了唯一的夙愿，死而无憾了。
2024年5月18日至24日于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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