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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寓言诗创作述论
作者:马筑生     来源:儿童文学大本营    点击数:
  寓言诗也称诗体寓言,即具有寓言性质的诗歌,用诗的语言讲述故事,寄寓一定道理或教训,有浓厚讽喻意味和哲理色彩。一般来讲,寓言诗篇幅不太长,情节也单一,常用的艺术手法是讽喻与夸张,漫画式人物形象比较突出,具有诗的凝练含蓄的意境氛围。寓言诗语言上讲究精练有韵味,看重语言的理智性、耐人寻味哲理性,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贵州是适合寓言生长的地域,这块土地上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诗体寓言——水族寓言式双歌,它体现着寓言以假托的故事或拟人化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艺术特色。贵州水族双歌寓言是世界寓言最早的起源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寓言诗。水族“双歌”寓言最初产生的年代,当比一般认为的中国先秦寓言、印度寓言和古希腊《伊索寓言》这世界寓言三大起源还要早得多。许多“双歌”寓言的内容,是与原始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如《开天地,造人烟》、《恩公开辟地方》、《陆铎、陆甲造水书》等作品,起源都很早,与原始时代的神话是同源的。
  当代贵州不乏国内知名的寓言名家,贵州寓言作家叶澍、吴秋林、吕金华、刘大林等在寓言创作上都卓有成效。特别是贵州绥阳作家吕金华,发表了许多诗体寓言。其寓言诗集《时间神的壮举》,获第四届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金骆驼奖”。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金华寓言》一书“虫律鸟运”编,集吕金华寓言诗作55首。贵州作家魏玉光、储佩成、许润泉等九人的寓言诗合集《小白兔种菜》1979年出版,收入35首寓言诗作品。1993年,储佩成出版了他的寓言诗集《喜鹊的风格》。贵州六盘水作家魏玉光还著有寓言集《紫蝴蝶》等。
  贵州儿童文学作家胡顺猷写了不少寓言诗,如《红橘子与红萝卜》:“红橘子悬挂在高高的树枝 / 红萝卜生长在厚厚的土里 // 红橘子对红萝卜说:/ ‘出来吧!别埋没自己 / 那里的地位太低’// 红萝卜说:‘我不愿意离开充实的土地 / 更不愿在高处去披那一件浅薄的外衣’”。诗作蕴含着明显的人生哲理性。诗作告诉读者,脚踏实地的在充实的土地上接地气的生活,能免去“高处不胜寒”的烦恼。其《红眼睛的兔子》一诗也写得很精彩:“兔子知道自己的许多短处 / 一看到尾巴长的袋鼠就生气 / 它对高高的长颈鹿特别不满 / 最恨大象庞大的身躯 / 它讨厌黄牛不该有那么大的力气 / 还乱讲斑马的外套是偷来的 / 它说鸟儿不应该在天上飞 / 说鱼儿应该在岸上做游戏 / …… / 凡是比它好的它都不服气 / 凡是比它美的它都要妒忌 / 它总是红着眼睛看世界 / 还自夸它的眼睛挺美丽”。爱与人比较,本是值得提倡的好习惯好品质,有比较才有鉴别嘛。但比较应该作“正比”,譬如说,你比我强,我可以不服气,但我要加倍的努力,学习、提高自己,争取比你强。比较最糟糕的是“反比”,譬如说,你比我强,我不服气,但我不是加倍的努力,学习、提高自己,争取比你强,而是想方设法诋毁你,像红眼睛的兔子一样“乱讲斑马的外套是偷来的”,千方百计地拉你的后腿,让你强不过我,行不不过我,至少只能和我一样。诗作哲理性、象征性都很强,这是在给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人画像。红眼睛的兔子一样的人,我们在生活中师时常都会见到的。其《乌鸦·麻雀·岩鹰》一诗的哲理蕴含也较明显:“乌鸦呱呱呱 /麻雀叽叽喳 / 乌鸦说麻雀声音太小 / 谁都不怕 / 麻雀说乌鸦嗓门太大 / 常挨人骂 / 岩鹰不说话,闭着嘴巴 / 谁都怕它”。有则外国谚语讲得好:争论中大声嚷嚷的一方未必是胜利者。“岩鹰不说话,闭着嘴巴 / 谁都怕它”,为什么?看事物不要光看它的外在因素,重要的是看它的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其《仙人掌》一诗以仙人掌作比喻:“仙人掌手上有许多针 / 可它从来不出手打人 / 它知道要是给谁一巴掌 / 好朋友也会变成敌人”。诗作以孩子能一看就懂的语言,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仙人掌的故事,用故事告诉孩子们一个有哲理意义的做人的道理,和谐相处,处处有朋友,出手伤人,人人是敌人。其短诗《山》,想象奇肆,使人既出乎以外又在意料之中:“像许许多多的峰骆驼 / 挤在一起 / 挤呀挤…… / 你不让我 / 我不让你 / 大家都无法行走了 / 只好呆呆地站起 / 不知站了多少世纪 / 骨头全都变成了岩石”。作品在贴切的比喻中,展开儿童的想象,寓静于动,动静相融,不但使得诗的形象生动,不但透溢出浓郁的儿童情趣,而且蕴含着明显的教训意义,生活中,如果大家都“你不让我 / 我不让你”,那么,就只好“大家都无法行走了”。《猫与狗》也是其寓言诗作:““猫自己能找到吃的 / 饿极了 / 它就去捉两只耗子 / 所以,它对主人 / 不睬不理 / 狗全靠主人给一碗饭吃 / 所以,它经常研究―― / 怎样讨得主人的欢喜”。诗作蕴含着出几个显而易见的哲理:有真本事就有尊严;有本事也不能持才傲物;靠别人吃饭只能看别人的脸色;不能用阿谀奉承换取施舍。胡顺猷寓言诗作里蕴含的一般都是第一层次的哲理,主要是人生中具有普遍性的教训意义,具体针对性比较明确。
  贵州贵阳作家赵修朝《凤怨虎尤》(《苗岭》1983年第11期)是一首长达38行的寓言诗,作品以幽默的笔调描述了动物世界两位具有王者通病的王者的故事:“说的是山里有个大山洞,/ 山洞前长着一棵老梧桐;/ 山洞里住着兽中之王——虎,/ 桐树上栖着鸟中之王——凤。”飞禽之王凤和走兽之王虎有共同的脾性——从来不干实事,却心胸狭隘,喜欢无事生非,对部下疑神疑鬼:“这两位大王对脾性,/ 常把部下来谈论。”飞禽之王凤凰是一个不学无术、妄自尊大、心胸狭窄,只知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领袖”:“有一天老虎先把凤凰问:/“你部下,有谁对你不尊敬?” / 凤凰未开言就怒气生:/“有一个妄自尊大的猫头鹰,/ 他目空一切不自量,/ 篾视本王罪不轻。”他对部下猫头鹰吹毛求疵,硬把白天眼睛看不到东西的猫头鹰看做是对他的“不理不睬不欢迎”,是对他的“不尊敬”:“有一天到他那里去巡视,/ 他睁着两眼不吱声。/ 装作没有看见我,/ 不理不睬不欢迎。/ 俗话说百鸟朝凤凰,/ 他竟敢对我不尊敬!于是,他对猫头鹰怀恨在心,硬给猫头鹰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准备找他的 “把柄”:“大白天他躲在树林里睡大觉,/ 却专爱鬼鬼祟祟黑夜行。/ 肯定他不可能干好事,/ 我定要找他一个把柄给予严惩!”
  走兽之王虎与凤凰半斤八两,也是个不学无术、妄自尊大,只会吹毛求疵、怨天尤人、搞瞎指挥的“领袖”:当凤凰问它“虎大王你一向威风凛凛,你部下,有谁不听你命令”时,虎大王妄自尊大的毛病就出来了:“老虎说:“本大王令出如山倒,/ 部下哪个敢不听!”接着,它不学无术,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瞎指挥的本质暴露无遗,硬要不会游泳不会上树的小绵羊“下海去捕鱼”,“上树摘苹果”:“只有小绵羊好大胆,/ 他竟敢违抗我命令:/ 我要他下海去捕鱼,/ 他推说‘不会水’拒不执行;/ 我命他上树摘苹果,/ 他对我摇摇头,/ 瞪着一对红眼睛。”不会游泳不会上树的小绵羊哪能“下海去捕鱼”,“上树摘苹果”呢?走兽之王虎于是大发脾气,将小绵羊吞吃下肚去:“惹得本王怒火起,/把他“严加惩罚”一口吞!”
  两个“大王”说得越来越“入港”,后来便互相吹捧起来:“凤凰说:“虎大王处事真英明,/ 对目中无王的部下就应该不留情!” / 虎大王闻听很谦虚:/ 不不不,凤大王还是你英明。”
  《凤怨虎尤》是一首较好的寓言诗作品,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主题,以哲理指向为终极目的,其理性智慧的审美传达更是有别于他类叙事文体,以一个近乎荒诞的外部故事来为传递哲理服务,作品体现了寓言特殊的荒诞逻辑:凤的“怨”和虎的“尤”都是荒唐的,但作品因符合形象“妄自尊大、心胸狭窄、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性格逻辑而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善于把握飞禽走兽的特性与形象,把握作品的事物逻辑性原则,其蕴涵的社会讽刺意义深入浅出,如果“目中无王”,就会被霸道的上司“找他一个把柄给予严惩”,倘若遇上这样的“王者”,“臣民”岂不是有苦难言?
  贵州儿童文学作家杨远承诗也写了不少寓言诗。如寓言诗《磨刀石》,此诗表现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 世界上的许多人,一辈子都在心甘情愿的做着一件自认为有意义的事。表面上看,对别人做出了贡献。实际上却天天都在任人改变着,直至化作齑粉。这些诗句,令人反思。诗中的“磨刀石”这个意象具有多义性,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既“磨快了多少 / 讨伐强暴的利斧 / 磨利了多少 / 耕耘收获的锋刃”,也在“任人蘸饱江水 / 在胸脯上翻腾 / 遍体残留着 / 斑斑汗迹 / 点点泪痕 / 天天都改变着 / 形体的平顺 / 规整 / 终于变成了一尊 / 勾腰驼背的老人 / 仍旧默默无闻地 / 屹立在江边”;虽然它使“利刃更利 / 快刀更快”,既可以磨快讨伐强暴的利斧,磨利耕耘收获的锋刃,却也能磨快强暴的利斧,磨利抢夺收获的锋刃。意象的多义性就在于它留给读者思索的不仅仅是形象外观所显露的直接理念,而是蕴藏于深层内涵中的更为丰厚的思想意义。读者很难用准确无误的理性语言表达它所蕴含的全部神韵,只能根据自我的艺术修养与生活体验,去品味意象所提供的审美意蕴。在《磨刀石》中,读不出抒情主体的自我形象。这首童诗,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倔强地“屹立在江边”而又“甘愿化作齑粉”的默默奉献自我的“磨刀石”形象。作品的寓意很深,具有反思性与象征意义。
  杨远承寓言诗《吊兰》是一首表现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性和明显教训意义的作品,亦是寓言诗。《吊兰》是这样写的,一株居于高位,有着舒适无忧的生活背景,能“吮吸着清新的空气 / 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听着“人们的赞赏”的吊兰,却能不满足于现状,重新“塑造新的自我形象”,“勇敢地突破高位的羁绊”,“执著地伸出洁白的根须 / 向下探寻生命的土壤”。居于庙堂之高却不高高在上,而是能心向民间“向下探寻生命的土壤”。杨远承笔下的吊兰的形象,使人想起“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的古训,寄寓着明显的哲理性和教训性,具有很突出的形象意义。
  杨远承寓言诗《根·茎·叶·花》、《落叶》等,也都隐含着引人思索的哲理性。《根·茎·叶·花》中,根“孜孜不倦地刻苦深钻 / 全为了奋发向上”;茎“奋力地举起张张绿叶”,“热情地托起朵朵鲜花”,却都不是为了自己;叶“为争奇斗艳的鲜花配陪衬”,“让含苞待放的蓓蕾怒放”,却“从不自负,也不嫉妒”;花“笑出春天的娇艳绚丽”,但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人类殷切的希
  望 / 显示出未来美好的生活”,因为它“孕育着明天胜利的硕果”。《落叶》中,落叶“随风儿旋转着扑向大地”,“无情地将自己沤烂在泥土里”,却是为了“孕育对明天的追求”,为了“把新的生命融进树的年轮”。这些普遍的做人处事的哲理,在杨远承为根、茎、叶、花、落叶的塑造形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杨远承还有《山中小溪》、《集邮》、《相册》、《枫叶书笺》、《校运会上》等诗作,都有寓言诗的韵味。比如《校运会上》一诗的诗句“冲刺 / 目的是为了撞线 / 撞线 / 并不意味着就是终点”,就很有哲理意味。
  曾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邬锡鑫,原籍浙江宁海。有诗作百余首。发表在《社会问题导报》1986年总第18号的《猫狗讼》是一篇讽刺性极强的寓言诗,假托了有一个猫告状诉“狗拿耗子”的故事:“猫儿找到老山羊 / 告了狗儿一大状 / ‘捉鼠本为猫儿事 / 狗儿偏把此事抢 / 只因他去抓耗子 / 耗子才往洞里藏 / 羊老您是好领导 / 谁是谁非请评章”。作品中的“好领导”老山羊被猫请来评判是非:“赶到田坎上”,下车伊始,见“狗儿正守鼠洞旁”便臆断“猫儿说的是实话 / 狗拿耗子真荒唐”。于是“气得胡子翘 / 冲着狗儿怒火旺”,他对“自作主张”的狗儿大加斥责:“老鼠再多你甭管 / 命你回去守库房 / 人家猫儿多本分 / 从不自己作主张……”急得“泪两行”的“委屈满腹”的狗儿“连忙来申辩”:“库房已有我兄守 / 我在一边闲得慌 / 猫儿偷懒不捉鼠 / 我来捉鼠有何妨 / 为啥干活反挨克 / 不干活的受表扬”。谁知“山羊听罢直瞪眼”,“好领导”老山羊对竟然敢顶撞自己的狗儿大发雷霆,不容狗儿申辩,便大发雷霆,大打出手:“一角撞到狗身上 / “老子开除你‘狗籍’/ 看你逞强不逞强 / 你若来世变了猫 / 才准你当捉鼠郎”。是非不分的老山羊的形象,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不是比比皆是吗?作品深刻地讽刺了社会中“干活的反挨克,不干活的受表扬”的反常现象,更对老山羊这样的“好领导”进行了无情的鞭鞑,作品的象征性和讽喻性非常明显。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黄邦君原籍四川大足县,出版有诗集《抒情短诗一百首》、评论集《诗艺探索》,选编出版了当代青年诗选三本。他1985年8月26日晚作于贵阳,发表于1986年第5期《绿风》的《大佛轶闻》,叙述了这样一个虚构故事:一只喜鹊发现了“一个最好的住所”,于是便“住进了大佛的耳朵”。这样一来,“凝固千年的寂寞”的石头大佛,被“鹊噪”“熔化了”。在“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之中,喜鹊与大佛相互影响,“大佛也染上了喜鹊的性格”本来应该“普渡众生”的大佛,却“佛性”大减,“石了心肠,僵了手脚”“管它险风恶雨,但念阿弥陀佛,管它人间疾苦,听惯一派欢歌”,“眼皮,增加了岁月的重量”,自己顾自己,“只用心而独自打坐,独自打坐”了。“喜鹊摸熟了大佛的脾气”,竟“俨然成了神灵的使者”,神气十足起来,“扇动的羽翼,甚至敢于,挑衅钢枪的准星”,还“嘲笑那些,射不拢身边的,强弩之末”。互换角色的喜鹊与大佛,象征着人类社会的一些丑恶嘴脸,这自不用说,喜鹊的“神气”自不足道,不过是“阿Q式”的自我陶醉,可是喜鹊的“鹊噪”和大佛的“耳朵”却是不能不重视的,“鹊噪”能使大佛的耳朵产生变化,而大佛的“耳朵”所以作者在点题部分说:“至于佛顶,有谁去摸?谁敢去摸?”《某君选干》描写了一位就要退下来的官员梁山泊去选接班人。他在梁山泊108位好汉中横挑鼻子竖挑眼,嫌李逵“太好强”,吴用“没文凭”,卢俊义“出身有问题”,武松“有人命在手中”,全都不能用,最后让“泥人张”照他模样捏出个和他“相似形”的做了他的接班人。作品用假托的故事作载体,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对任何人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的极端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形象,在幽默的意味之中突现出明显的社会讽刺意义和令人把玩不尽的哲理思考,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智和胆识。
  贵州贵阳作者穆然的寓言诗作有《乌鸦与黑猪》、《吃客的心愿》、《特殊与一般》、《大山与小花》、《十二生肖语录》等。《乌鸦与黑猪》(《贵阳师范报》60期)从贵阳民间俗语“老鸦(贵阳方言读如洼)笑猪黑,自己不觉得”入题,讽刺了只知道指责别人缺点却对自己的不足视而不见的一类人。《特殊与一般》(《贵阳师范报》59期)对社会上屡见不鲜的颠倒黑白,大搞“特殊性”的丑恶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大山与小花》(《贵阳师范报》63期)借小花和牧人的语言和行为,对社会上屡见不鲜的妄自尊大和容易轻信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贵州黔西诗人罗绍书,也写有一些寓言诗。罗绍书1955年开始发表诗作,1979年以后转向讽刺诗创作。选编有我国诗史上第一部讽刺诗集《1919至1986·中国百家讽刺诗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君子国国王选驸马》是罗绍书寓言诗代表作之一。作品叙述了一个与丹麦作家安徒生童话名作《笨汉汉斯》异曲同工的荒诞故事。《贵阳师范报》各期也发表了一些写得较好的寓言诗作品,如张利的《门与生活》等。
  刘大林,贵州诗人。一九三七年生于四川綦江一户农民之家,在贵州正安县庙塘度过童年。一九五六年读高中时就在《贵州日报》发表诗作,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廖华钊(廖公弦)、田兴咏(石永言)、何启富(杜若)并称当时“遵义四中四小才子”。一九六二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分回老家,在正安一中教书。后任教于贵阳林东中学、遵义师范学校。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学创作,为贵州作家协会会员,贵州遵义地区作协理事。发表抒情诗作一百余篇,《柞山蚕歌》、《桐乡组歌》等几十首民歌体诗作,令其走红贵州诗坛。抒情诗代表作《蚕姑》,是一首受到少年读者喜爱的诗作:
  一九八二年起,刘大林专写寓言诗、童话诗。在《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副刊,《贵州日报》“七色花”副刊,《遵义晚报》“播风”副刊,《山花》,《少年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寓言诗、童话诗、寓言四百余首(篇),出版了《乞丐与樱桃》(四川人民出版社)、《狐狸与皮皮》(中国文联出版社二零零三年九月出版)两本寓言诗集,被有“诗魔”之称的著名诗人李发模尊称为“睿智的世纪老人”。
  《乞丐与樱桃》出版后,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杜若在《贵州工人报》著文,认为寓言诗集《乞丐与樱桃》“朴实、清新、隽永”;谢幕在《遵义文艺》著文,认为《乞丐与樱桃》是“戏笑怒骂的无限诙谐”、“讽刺抨击的无情鞭挞”;曾祥铣也在《遵义晚报》发表文章《桐乡诗人笛换钟》,对《乞丐与樱桃》进行评论,他认为刘大林《乞丐与樱桃》中的一些作品,“成语典故翻新,也成为作者创新的一种手段。人物依旧,故事情节更新,寓意也与原来不同。”“一些常用的俗语、歇后语、作者也能把其演绎为人物、情节、环境俱全的小故事,赋予相应的寓意”。《乞丐与樱桃》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据“黔北作家书屋”介绍,此书销售情况很好。集子中,《乞丐与樱桃》一诗是刘大林寓言诗代表作:
  乞丐沿路讨食,/ 饥肠轱轱喊饿;/ 喜见野山樱桃,/ 青枝缀满红果。//饥不择食上树,/ 一任随意攀摘:/“谁说懒人无福,/ 瞧我坐享成果!”// 吃饱匆匆上路:/“来年再次赴约!”/ 如此三年两载,/ 依旧来而有获。// 次年乞丐赶来,/ 见树枝枯叶落;/ 想起从前盛景,/ 乞丐不禁惊愕:// 昔日硕果累累,/ 供我饱肚解渴;/ 为啥今不如昔?/ 果子消尽枝柯!//“怪你自私吝啬,/ 怪你不予只索!”/ 樵夫数落乞丐:/“妄想不劳而获!”
  诗作通过“不予只索,自私吝啬”的“懒人”乞丐“不劳而获,坐享成果”,“饥不择食上树,“任随意攀摘”缀满红果的青枝,使得“树枝枯叶落”,“果子消尽枝柯”的故事,劝喻世人,要想不出现“今不如昔”的状况,必须处理好给予和索取的关系。
  《狐狸与皮皮》以追求人生的真谛与社会哲理为目的,共收集刘大林二零零二年十月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之间创作发表的寓言诗八十首。与《乞丐与樱桃》相较,“题材有所开拓,内容有所扩展”,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诸如生态和谐、环境保护、人与自然、文化、伦理等等都有涉及。集子中,《自吹自擂》、《自以为好》等作品,嘲讽缺乏自知之明的妄自尊大者;《三子观戏》、《见黑犯忌》等作品,讽刺人性中的孽根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己之短,贬损他人之长;一叶障目,否定客观;护己之短,笑人之短。寓言诗集《狐狸与皮皮》的特点,是故事、诗意、寓意相结合。诗的参与,使叙事性的寓言增添了诗的韵味,有特殊的审美意蕴。
  生于一九三九年,原籍浙江的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徐成淼出版有多部散文诗集。他创作的散文诗形式的寓言,很有特色。他发表于《山花》1980年第2期的《风筝》,便是很有特色的散文诗形式的寓言作品:它是趁着那股风升上去的,而且少不了牵线的人。但它却得意而清高地摇曳于湛蓝的天空,展示着自己色彩斑斓的衣裳。飞天飘带式的长长的纸尾在和风中悠然轻扬。一但风向陡变,它立刻显得六神无主,乱摇乱晃。如果牵引的线被吹断,就栽着筋斗,不知坠落到什么地方的泥淖中去了。”
  他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的《彩虹》,也是这样的作品:雨后蒙蒙的太空里,一条彩虹闪着奇光;她的七彩的光辉,受到万人赞赏。于是彩虹得意非凡,她扭动着婀娜的腰肢,笑得弯了腰,她用美丽的缎带架起一座跨越长空的天桥。但是彩虹只不过是一种折光,她的美丽,她的存在,全靠阳光和水珠;当太阳西沉,雨珠飘散的时候,她也就消失在茫茫的太空里。可是彩虹并不知道自己的空虚,反而看不起水滴,也看不起太阳。太阳使万物欣欣向荣,雨水是生命的食粮;而那闪着七彩光芒的长虹,除了一刹那供人欣赏以外,还能给人留下些什么呢?人们啊,莫如彩虹,要学水滴与太阳!
  作品与《风筝》异曲同工之妙。风筝之所以能够“摇曳于湛蓝的天空,展示着自己色彩斑斓的衣裳。飞天飘带式的长长的纸尾在和风中悠然轻扬”,彩虹之所以能够“闪着奇光”,“七彩的光辉,受到万人赞赏”。“用美丽的缎带架起一座跨越长空的天桥”,完全是因为风筝“是趁着那股风升上去的,而且少不了牵线的人”,“彩虹只不过是一种折光,她的美丽,她的存在,全靠阳光和水珠”。它们靠着别人而生存,却忘乎所以,“得意而清高”“不知道自己的空虚”,所以,“一但风向陡变”,“风筝“立刻显得六神无主,乱摇乱晃。如果牵引的线被吹断,就栽着筋斗,不知坠落到什么地方的泥淖中去了。”彩虹“当太阳西沉,雨珠飘散的时候,她也就消失在茫茫的太空里”了。在这里,风筝和彩虹成了一种象征,我们可以在它们的表现中明显地看到人间世象。     
  综上所述,可知在贵州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寓言诗创作是比较活跃的,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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