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死了”，这是近年文坛的炸弹式命题，也是已经过去的2007年文坛的关键词之一。网上查阅“文学死了”，居然有1114000条之多。初闻此言，让我这个以教授文学谋生的人莫名惊慌。文学死了，那大学还办什么中文系、文学院？以教授文学养家糊口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统统都得下岗待业。出于“失业”的恐惧，于是赶快找出有关论述“文学死了”的宏文细细拜读。这一读，先是释然，继而安然，最后是坦然——“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之坦然。因为我在拜读这些宏文的字里行间读出了门道——原来这是帕来品。
　　所谓“文学死了”，具体地说是“文学的终结”“小说的终结”“诗歌的终结”“经典的终结”“批评的终结”，此并非中国本土原创，而是从域外贩运而来，确切地说是近年西方学者米勒·德里达等人所持的一家之说。苦于找不到“创新”语题的本土文论家，于是欣喜若狂，赶快把它搬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经登陆中国文坛，自然引人眼球，产生炸弹效应，一下子激活了僵硬的文论，而论者也由此扬了名。中国文论界向来以制造话题为能事，一忽儿这个主义，一忽儿那个话语，不说远的，光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多得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今又出来一个“终结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文论界于是变得热闹起来，同时又顺便发表了“科研成果”，岂非一举两得。但恕我直言，所谓“文学死了”，就像以往许多轰动一时的时髦批评一样，这不过是又一次“伪命题”的诞生，与真正的文学批评无关。
　　拜读标榜“文学死了”的宏文，使我最感释然、安然、坦然的是，我在这些宏文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文学死了”乃是指“成人文学死了”而已。原来，凡是所有惊呼“文学死了”的论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眼中所谓的“文学”，其实只是文学的一半，就如同身体的一半，而非文学之全身。稍具文学常识者都知道，文学是一种精神产品，既是产品，就有其接受者即消费者。按照文学产品主体接受/消费对象的不同，人类将服务服从于成年人的文学称之“成人文学”，与之相对应，在人类文学大系统中还有另一类服务服从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文学”。就在文坛惊呼“文学死了”的这些年，另一种类型的文学却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繁荣着，这就是未成年人文学。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未成年人自己写的文学”，如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春树等等，他们的作品动辄就是十万、数十万册的发行量。有好事者根据发行量的版税率，计算出了当今作家的富豪排行榜，郭敬明等都名列前茅。另一类是“写给未成年人看的文学”，也就是儿童文学。这方面的作家作品更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最牛者，国外要数英国女作家J·K·罗琳，她的《哈利·波特》系列的发行量已直追《圣经》，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亿万青少年都因《哈利·波特》而“我为书狂”。在国内，最牛者当数成都女作家杨红樱，她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列》等的发行量已超过2000万册，而且还被西方出版业买走了全球全语种版权，杨红樱已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版权出口第一人。中国人从来只知道世界儿童文学大师安徒生、格林兄弟，甚至误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是从西方引进的。如今杨红樱笔下的“马小跳”“笑猫”已大举挺进欧美主流社会，这实在是大长了中国文学的志气，大大地为中国文学争了光。
　　但是，且慢，那些瞧不起“未成年人文学”的理论家却在那里嘀咕：《哈利·波特》、《淘气包马小跳》，还有什么郭敬明之类的东西，哪也是文学吗？怎么会不是文学呢？据报导，2007年7月下旬，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余位专家教授，齐聚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喜来登中心，举行了为期4天的全球《哈利·波特》学术研讨会，对《哈利·波特》这部新世纪幻想小说进行了多角度的研讨。遗憾的是，中国文论界对《哈利·波特》一直三缄其口，甚至还在怀疑是不是“文学”？因而无人参加。至于杨红樱的作品，在国内已获得多种文学奖项，包括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文学奖等，因而早已验证杨红樱的作品属于文学。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80后”写的东西自然也是文学无疑，因为已有不少文论家评论他们的文章了。
　　既然J·K·罗琳、杨红樱、郭敬明等写的都是文学作品，既然这些作品又是如此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甚至成为超级畅销书（至于是否成为“经典”，那是另一回事），怎么又会冒出“文学死了”的结论呢？这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看来答案只有一个，在那些鼓噪“文学死了”的高深理论家眼里，未成年人文学——儿童文学根本就不是文学！
　　如何看待未成年人——儿童？如何看待未成年人文学——儿童文学？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周作人就已旗帜鲜明地发表过见解。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 “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从而“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鲁迅还热烈地赞誉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周作人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然而遗憾的是，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在某些高深理论家的眼里，儿童依然没有地位，至于为他们服务的文学自然也就不配称作文学，于是这才有了“文学已死”的中国版。由此悟出了一个道道：凡是不把儿童当成独立的人看待的人，就不会把儿童的文学看成是文学；反之，凡是承认儿童有其独立价值与社会地位的人，自然而然也就会把为儿童的文学看作是文学。因此，如果要说 “文学已死”，那最多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成人文学”已死而已。儿童文学不但未死，而且活得活蹦乱跳。儿童文学从来不害怕死亡，如同儿童从不畏惧死神一样，因为儿童的生命距死亡最遥远。儿童是生长的、发展的，世界的希望、人类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希望，全在于儿童，文学的希望也一样。因此，只要儿童不亡，希望就不亡；只要儿童文学不亡，文学就不亡；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儿童，就会有儿童文学，就会有文学！“文学已死”的高论，可以休矣。
　　儿童永生，文学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