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由罗贯中以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元代的《三国志》为依据，经过熔裁在元末明初创作的。它描述了近9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相互争夺的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副精彩壮阔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之一表现在战争描写上。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作品一是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二是作品总是着力描写人物，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三是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 
　　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 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在历史上却是子虚乌有，这里完全是艺术创造。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 
　　曹操是三国时期十分重要的人物，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前者作为史书，对人物的评论是十分少的，作者并无太多的个人观点从著作中体现出来。而后者作为小说，则加杂了许多个人的见解。《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遭受到作者不少的批判，并且给他加上了“奸雄”的称号，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许多人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但小说并不是简单的加以丑化，而是从众多的细节中反映出来，作品中写到曹操谋刺董卓未成，亡命东行，途中误杀吕伯奢家属，后又故意将计就计杀了吕伯奢。这点将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叫天下人负我”的奸诈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曹操“奸诈”的一面相对照的是关羽的“忠义”。作者在作品中极力推崇刘备，关羽这一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作者所处的时代是明代，当时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思想仍停留在一味的推崇“忠孝仁义”的行为。而刘备，关羽作为与汉室正统有关的一些人，理所当然被人看作为正统，这样就得到了推崇。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无疑是篡位的另一种形式，自然而然地被作者所鄙弃。但作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曹操的奸诈背后有着雄才伟略，关羽的忠义背后也有着刚愎自用。由此可见，并没有什么完美的人物，只是多一些可赞之处，少一些可憎之处罢了。 曹操虽奸，而最终没有篡汉。一些人认为曹操这样的举动总算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恰是奸诈的体现，原因是“其子曹丕篡汉后，追封曹操为武帝，曹操早有所料，故不亲自篡汉，以免后世骂名！”但事实上曹操生前说过：“吾若有幸当为周武王。”说明曹操在谋划篡汉之时仍不忘要得的名正言顺。这是曹操身上特别的一点。 曹操以“求贤若渴，骄傲自大，足智多谋”三点最为突出。这三点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奸雄的基础。 “求贤”是历代君王成就霸业共同的一点原因，而在曹操的身上这一点也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独行其事之时，曹操不令人杀之，反而与之放行，实在是惜才爱才的表现。官渡之战时，曹操听闻许攸前来拜访，竟赤着脚亲自去迎，这又是何等的屈尊求贤，难怪许攸为曹操所感，于是献计使曹操断袁绍之粮草，一举平定了河北，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宋贤有诗云：“浩浩长江风浪生，当年赤壁夜交兵；负忠若不因黄盖，妙计何曾识孔名明。”赤壁之战之所以乾坤逆转，其中一半是由于曹操的爱才，对黄盖的过于信任所至。纵观曹操求贤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成也因才，败也因才。从一定角度来看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这两场著名的战役，竟都是由曹操求贤爱才所至，这一点的确耐人寻味。 “自负”是历代君王失败共同的一点原因，而在曹操的身上也有所体现。赤壁之战兵败后，曹操狼狈不堪地逃走了。逃至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此时还有几千名士兵。曹操见树木丛生山川险峻，仰面大笑曰：“周瑜无谋，孔明无智。若是吾用兵，在此埋下一军何如？”话未完，赵云杀出，曹军损兵过半。又逃至葫芦口，此时尚有近千名士兵，曹操又仰天大笑曰：“诸葛亮，周瑜虽有将才，而智不足也。若是吾用兵，在此埋下一军，纵然逃脱也不免重伤。”话未完，张飞杀出，曹兵混作一团。逃至华荣道，此时只有百余骑，曹操再次仰天大笑：“诸葛亮，周瑜虽足智多谋，吾笑其无能。若在次埋一伏兵，吾等皆束手就擒。”言未毕，关羽杀出……小说以曹操的三次仰天大笑，引出三次兵败，作者并没有直接加以评论，而是以士兵数的锐减，和曹操话语的细微变化体现曹操的自负，给人留下了充分的回味空间。在反复的品味中不禁让人觉得曹操的三次大笑显得是如此可笑，如同是在嘲笑自己的自大。曾有人这样说过：“骄傲自满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而且这座陷阱是人们自己亲手挖掘的。”在此真的是很贴切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历史证明了曹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自董卓以后，豪杰并起，曹操比袁绍则名微众寡，然而曹操却运用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坐拥天时之利为成功之本，击败袁绍。巧用离间计瓦解韩遂与马超的信任，而平西凉之乱。调虎离山，汉中破张鲁。这些都是曹操雄才伟略的体现。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着独有的奸诈，更有着超凡的才智，正是由于这两点共同汇聚在曹操，才“赢得”了世人独特的评价“奸雄”。 《三国演义》中还贯穿有“尊刘抑曹”的思想，推崇刘备的“仁政”与批判曹操的“暴政”是小说中反映的主线之一。在历史上曹操的确是一个实行“暴政”的人，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残忍也被更深地刻画出来了。攻克徐州后屠杀徐州百姓，官渡之战时坑杀降卒，远征乌丸三郡时“屠柳城”。曹操的这些举动不犹让人感到有些冷血！而曹操之统一北方，诚有功于民，存鸿鹄之志，为社稷之事；千古烈士，确实敢当。然烈士非善士，攻黄巾，屠徐州，兴亡百姓苦，涂炭生灵。这亦是无奈之举。古之君王成大事者必劳民伤财，曹操欲要成霸业这也是必经之路。加以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性格特征，暴政非但没有让他处于劣势，反而在众人中取得了令人敬畏的声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曹操一代“奸雄”，有生之年，与群雄逐鹿中原，有包举宇内、并吞四海之宏图。然志未完，命已去！子孙不过三代位又被司马所篡，此皆因果循环呼？非也，乃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耳。他，惟才是用，号召垦荒屯田；他，南征北战，率军横扫中原；他，智能超群，明察邪佞忠奸，曹操诚可谓是历史天空中一颗耀眼、璀璨之星辰！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三国演义》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毛泽东曾多次谈论三国人物： 　　 　　　　　 　　
　　他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于刘备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专机自南京飞往上海，聊起了“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又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他多次强调刘备善于用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刘备的缺点，毛泽东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好感情用事，这是刘备的最大缺点。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们说：这里就是《三国演义》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刘备的野心大……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二是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当孙权数次征讨荆州时，刘备派了根本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 　　 　　　　　 　　在讲述了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他接着说：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鉴于这些，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诸葛亮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十分看重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就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当然，在毛泽东眼中，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他曾经就错用马谡一事，对诸葛亮作过批评。1948年，他对警卫员说：我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算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当警卫员问及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只得冒险摆空城计时，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 　　 　　　　　 　　 
　　1959年7月，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赞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且言之成理，可谓卓见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