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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蟋蟀何日入家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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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一出生，村子里就有了捕捉蛐蛐儿的风俗。但那时尚未形成小城标语里张扬推出的“蟋蟀产业”，也没有“宁阳蟋蟀霸五洲”的自卖自夸，只是农闲时分，玩心不退的大人们，在田间地头或是自家院子里，捉几个身形峻拔又善打斗的蛐蛐儿来，放入瓦罐，观一场小虫间的“世界大战”。输赢并不计较，不过是笑闹一阵，便踩着细碎的月光，摇着松散的蒲扇，打着呵欠回家关了院门睡觉。而我们小孩子，则喜欢捉了来，放在罐头瓶子里，用米饭馒头和菜叶精心养着，等到夜色来临，一群人聚在打麦场上，比赛谁养的蛐蛐儿叫声洪亮；歌声浑雄的那只，其主人也必定会得意非凡，常常将汗衫一解，袖子一撸，称王称霸似的一嗓子就吼开了。想来那是我们最初的“宠物”，它们伏在玉米白硕的根上，隐在花生碧绿的叶下，藏在泥土湿润的芳香里，却于无数个夜晚，用美妙的歌声，慰藉了乡下少年的梦。
一切改变，是从我入小学那年开始的。那时刚刚放了暑假，去找邻村的同学玩，却发现他们的家里，多了许多说话奇怪的外地人。问及原因，竟得知他们是上海来的商人，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高价收购我们眼里不值一文的蛐蛐儿。我飞快地跑回家去，告诉父母这个天大的消息，却发现他们早已经得知了“外商进驻”的消息，而且，大部分的村人，都开始张罗捕捉蟋蟀的家什了。
有钱，大方，喜好下馆子，这是我对上海人最初的印象，也是生在乡村的我，对从繁华大城市来的人，最直接的了解。我记得那时班里的同学，如若谁家住进了上海人，他必定会在吃穿上，好过我们一层。上海人改善生活，有好吃的，定会让房东家的小孩子，跟着一起尝鲜；上海人说话也算数，说好了明年再来的时候会给同学带条漂亮裙子，第二年果真就会捎了来。当同学穿了飘逸的裙子，在教室里蝴蝶一样穿来梭去的时候，我们简直要将她羡慕死，恨不能将那些上海人，统统拉到自己家里来，甚至，他们不付一分钱房租都好。想来关于那些糖果一样诱人的村外世界的畅想，是这些上海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
上海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人的习惯，昔日懒惰又无手艺可使的男人们，一下子找到了致富的门路；而暑假闲来无事的孩子们，也都摩拳擦掌，日间做完作业，晚上便携了手电网罩和竹筒，隐没到田间去。女人们亦不会闲着，在巷口坐着谈论谁家的男人又捉了一只怎样背阔身长的蟋蟀，每问一个上海人，价格便会翻上一番呢；谈到夜深的时候，女人们就会搬了马扎，回去给自家外出捕捉的男人或者儿子准备“夜宵”。院子里灯火亮着，女人喜滋滋拉着风箱，想着男人回来，或许就能带一只“价值连城”的蟋蟀呢。这样想着，那柴堆里飞出的蚊虫或是跳蚤，都俨然变得可爱；而墙角里歌声渐亮的蟋蟀，更是像一株丝草，温柔地撩拨着女人的心。
在村子周围捕捉蟋蟀的男人，少不了回家去吃“夜宵”。有捕捉到好蟋蟀的男人，回家的路上，大多是晃着手电，哼着小曲，在清凉的小风里敞着怀，神情微醉地欣欣然赶回家去。没有捕捉到的，也不会气馁，看见自家女人，远远地就吼出一句：饭做好了没？吃完了继续干！那冲天的豪情，在静夜里，和着四处飘荡的大豆玉米的清香，酒一样，酝酿地愈加地酽了。而小孩子们，则在母亲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唤里，从浓密的玉米地里不情愿地钻出来，慢吞吞走回家去；若是半路听见哪里有深沉的叫声，立刻会把母亲的喊叫忘到九霄云外去，直蹲到腿上被叮咬出大大小小的红包，那叫声，也遍寻不着了，才悻悻地顶了一头的露水和草叶，踏着月光折回家去。如果正赶上肚子饿了，便会顺手从人家地里刨出一嘟噜新鲜花生，或是挖几块红薯，掰几个玉米，回家让母亲煮了吃。常常第二天还没有睡醒，就听见某家的女人扯着嗓子骂开了街，惹了祸的孩子，大多是嘻嘻笑两声，一翻身，就又沉沉睡过去了。
而这时的邻村公路上，早已热闹开了。炸油条的，烙小饼的，做凉菜的，煮米粥的，全都一字排开，等着那挣了钱的主儿，兴致高昂地来“下馆子”。挤过了这“饭场”，便是更为繁华的“卖场”。哪里讨价还价声最盛，哪里必定是出了“好货”。循着这人声，你会看到一个可怜的脑袋，正被人围得几乎没有喘息之地。只有那蹩脚的普通话，穿越了菊花一样重重盛开的人群，依然底气十足地散播开来。那小小的虫儿，待在瓦罐或是竹筒里，被人看了又看，直看得虫眼里现出了不耐烦，振翅鸣叫几声，表示强烈的抗议。也有趁机打算出逃的，瞅准了时机，腾一下便跳将出去，直把那买主和卖主，惊出一身冷汗来。若是遇到一个“好货”，上海人面对的，将不只是一个卖主，相识的不相识的，全都凑了过来，与他唇枪舌战，直到价钱一抬又抬，上海人甩开了膀子，以一句决绝的“不干了”，来为这最后的价格，做一个了结。常常一个200元起价的蟋蟀，到最后，或许能够卖到2000元。而这价格的飙升，与看热闹的人群的帮腔，是须臾不可分的。
男人们忙着做大笔的生意，女人和小孩子们，也不会闲着。与男人携一两只蟋蟀轻松上阵相比，他们的到来，总是有种全副武装似的繁琐。那些瓶瓶罐罐，在手提袋里，皮革书包里，上衣口袋里，叮叮当当地碰来撞去，很是有些唬人的阵势。知道挣不了大钱，所以就利用自身特有的黏性，将势单力薄的上海人，直逼得拿出钱来，全盘收下了事。听说这些不具备打斗特性的蟋蟀，被上海人拿到大城市去，装进漂亮的竹篓里，卖给那些没有见过乡下“世面”的城市人玩赏，照例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周旋在这些小客户间的上海人，并不轻松。常常就被当地人的狡猾，给唬得狼狈不堪。譬如女人们常会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有一个上等的蟋蟀，待上海人打开盖子看时，女人们则趁其不备，将蟋蟀放走，而后嘻笑耍赖道：这是我花了好多天才捕到的，现在被你看走了，无论如何也得给个说法。周围的人，也纷纷涌过来看热闹。上海人的精明，在这架式里，明显得吃不开，明明知道是女人在耍赖，但还是会叹口气，抽出张十元的钞票，摆摆手，算是私了了此事。
而此时的村口，早已经聚满了人。女人们边彼此交换着谁又发了财的新闻，边翘首期盼着自家男人的喜讯。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围在母亲身旁，一遍遍问父亲何时会回来，这次是否还会给自己买油条酥饼来解馋？女人们边笑骂着自家孩子没出息，边满含希望地朝那公路上看去。那里已经有男人，骑了车子，三三两两地“打靶”回来了。远远地，那卖了大钱的，就会朝自家老婆儿子喊：饿啦，快吃饭去！那颗粒不收的，则面露倦意，走到自家老婆面前一点头，说：饭好了没，吃完了好睡觉，熬这一宿真是困呢。等所有的男人们都回了村子，日头已是很盛，炊烟淡了，蝉鸣却是日渐地浓上去，直到安静的村子里，只剩了它们的鸣叫。
暑假临近尾声的时候，收售蟋蟀的上海人，开始带了战利品，陆续地撤离村子。至于那些小虫们，被带到十里洋场去，会有怎样迥于田间的“奢靡”生活，则梦幻一样，化入我们对外面世界流光溢彩的的奇异想象中去。
而今，我早已远离了村子，来到儿时梦想中的城市，但依然忘不了蒲松龄笔下这精灵的小虫。暑假偶尔回家，最想做的，也依然是躺在巷口的凉席上，听母亲讲起这会唱歌的小虫，在某年某月里，给村民们带来的欣喜与福气。记得《诗经》里提起这小虫时，曾说：“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样的描述，母亲当然不明白，她只是在某个初夏的傍晚，听见这可爱的小虫，开始振翅歌唱的时候，会放下手头的活计，感伤地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你听蛐蛐儿都开始叫了呢，你们兄妹三个，何时才会回来？
我懂得母亲的孤单，当那些有小虫和我们陪伴的一个个夏日，逐渐变成过往，不再回来，即便蛐蛐儿的叫声，依然欢快，即便那条长长的集市上，依然人流如织，即便有了我们寄来的钱，她无需再像别的女人，站在巷口，等待父亲喜气洋洋地挣钱回来，可她还是在蛐蛐儿的歌唱里，品出了一丝的忧伤。
而这样的忧伤，那只在夏夜里，日日跳到我梦中的小虫，它是否能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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