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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发稼:纪念公木先生百年诞辰
作者:樊发稼     来源:儿童文学大本营    点击数:

关键词:寓言|协会|主席纪念|公木|百年诞辰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开头几句歌词。一往无前、气势磅礴的气概,坚毅豪迈、激情奔放的曲调——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歌曲,至今唱来仍令人热血沸腾、豪情满怀!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正是我特别敬仰的我国著名前辈诗人、教授公木先生。
  公木原名张永年、张松甫,又名张松如,1910年6月21日出生于直隶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村。1930年1月公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冬,公木与几位同学一起拜访了在北平探亲的鲁迅先生,为他们筹办的《文学杂志》向鲁迅先生组稿,鲁迅为该刊创刊号写了一篇新作《听梦说》。学生时代,公木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1938年8月,党组织派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公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时,与同龄、共事的朝鲜族音乐指导、青年作曲家郑律成合作谱写一部由八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和唱》,其中一首为《八路军进行曲》(196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时这两位词曲作者均为29岁。1940年该歌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广大军民喜爱,成为激励团结抗战、英勇杀敌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这首歌曲曾被列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播放的曲目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开始曲”。有人指出:“ 一个国家的军歌,其重要性仅次于国歌。我们这首军歌,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颇为持久的、极为广泛的动员、鼓舞、教育作用,成了一首我国全军全民喜听乐唱的不朽之歌。”
  1942年5月公木在延安参加了著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诗人,公木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先后结集出版过十多本诗集,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1954)、《黄花集》(1957)、《公木诗选》(1981)、《我爱——公木自选诗集》(1990)等。他还著有《谈诗歌创作》、《诗论》等诗文论集,并写了许多激励斗志、鼓舞人心的歌词,1964年摄制的著名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的歌词(“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 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 / 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 /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就是他写的(刘炽作曲)。
  公木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众多优秀诗作中,以《“忘我精神”》、《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爬也是黑豆》等讽刺诗影响最大。这些诗篇,以独特的构思,尖锐锋利的语言,表露了诗人嫉恶如仇、具有强烈战斗意识的诗学精神,讽喻锋芒直指一个时期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长官意志、家长作风等社会时弊,诗人也因诗获“罪”,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长期贬谪底层,“文革”中更沦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被隔离审查多年。1979年平反后,任吉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副校长,转向国学和诗史及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了《老子校读》、《老子说解》、《中国诗歌史略》、《先秦寓言概论》等分量厚重的学术著作。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长春。如今,公木先生的塑像矗立在吉林大学的校园内;公木遗骨安葬于他的家乡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园。
  公木少时毅然投笔从戎,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和公木同年奔赴延安、比他小十一岁的老诗人朱子奇回忆公木时说,他“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白天奔跑,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户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解放后公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他满怀热情培育文学新秀,帮他们认真修改作品,“一旦发现一株新苗,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评介文章。”不少学员在他的悉心调教下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公木的一生是不懈践行理想、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他是刚正不阿的坚强战士,激情似火的时代诗人,勤奋求索的严谨学者。
  我有幸两次见过公木。1956年春天,我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公木和另一位著名诗人方敬来上海,在市青年宫同数十位青年作者见面座谈。我作为上海市青年文学创作组诗歌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那时公木46岁,正值盛年,兴致很高,话音洪亮,对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记得他着重讲了诗和生活的关系;他还向我们推荐了他喜爱的两位青年诗人,一位是河北省的何理,一位是福建省的蔡其矫,并说蔡是他的朋友。回到学校,我从图书馆借来了蔡其矫的《回声集》、《回声续集》等诗集,从此喜欢上了蔡其矫的诗;何理当时是个不足20岁的青年农民,刚出版第一本诗集《唱一唱农村》,“文革”后何理担任《国风》诗刊的主编,曾来我家向我约稿,我们成了很好的诗友。和公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1994年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年会期间。是年公木已是七十四高龄,他在夫人吴翔女士陪同下来京参加会议,在闭幕式上,就发展寓言创作、加强寓言文学研究问题做了重要讲话。我在开会之余去他房间看望,他和夫人热情接待了我。我说起1956年他的上海之行、和上海青年作者见面座谈的事,他说“记得记得”,他还说起那次见面时“陪客嘉宾”中有一个当时小有名气、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某某某。我说那次见面听你口音像是山东人,他笑说“不是”,“我是河北束鹿(即今辛集)人”。我告辞时他起身拿出一本诗选签名赠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樊发稼同志指正。公木 1994.10.19于北京”。
  在第二次见面前的1985年,我和公木有过一次通信。那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编一本供中学生读赏的《中国现代千家诗》,规定每位诗人只收一首30行以内的短诗,我写信给公木约稿,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随信附有他亲笔抄录的四首短诗,供我选用。信的全文如下:

  樊发稼同志:
  三月十二日函件读悉。二三十行内的短诗,我写的不多,可供编选的尤少。现抄寄四首(樊注:四首诗是《爬也是黑豆》、《冬猎》、《难老泉》和《棘之歌》) ,三首是1956年写的,一首是1973年写的。来信要求选寄二至三首,现在抄寄了四首,供你们挑选吧。从这四首中,挑选一、二、三首,由你们决定。
  每首写作日期,已附在稿后,都是由《公木诗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中抄下来的,当年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报刊名称和期数,都记不得了。
  小传已见《当代短时选》(樊注:该诗集1984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果补充,请将最后一句改作“还著有《诗论》、《中国诗歌史论》、《先秦寓言概论》、《老子校读》、《公木旧体诗抄》等”。
此致
敬礼!

  公 木
  1985.3.21.

  这里,我还必须提到,公木先生十分热爱和重视我国寓言文学事业,为当代寓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奉献。他不仅著有《先秦寓言概论》这样的学术著作,而且还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该会的首任会长(八位顾问中有季羡林、罗念生、张天翼、严文井等国学大师、文学名家)。1998年11月17日至19日,寓言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湖北襄樊召开,公木先生于10月6日亲笔为年会写了贺信,信中指出:“值此世纪转换之际,如何以新思维、新视角、新思想、新观念来审视本世纪以来寓言文学的成果与创作实践,以什么样的学术品格、精神态势来挖掘、整理、宣传、弘扬我们的国粹,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对于促进我们有关的理论建设,繁荣我们的寓言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当然要突出寓言文学的特点,首先,必须开阔视野,和其他学科互相渗透,尤其是散文、小说(小小说)、诗歌(寓言诗),提高研究水平,开创新局面。文学创作的源泉在生活现实当中,却也必须注意新世纪的哲学的特征及其未来的走向,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公木先生在写完这封信之后24天的1998年10月30日,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广大寓言工作者至今忆来,犹惋惜、悲痛不已!
  公木先生离世已22年,他忠于人民和祖国、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以及他许多浸透爱憎情感的优秀诗篇,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还想告慰于公木先生的是,您生前极为疼爱的孙女张铃儿已经成为广大少年儿童十分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您的孙女婿高昌现任《文化月刊》杂志主编,他写的《公木传》已作为“新史学丛书”之一于2008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也是一位成就卓异的青年诗人。后浪滚滚,薪火相传,正是您生前所热望的啊。
  作为半个多世纪前亲聆过公木先生教诲的学生和公木先生首创建立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第三任会长,我谨以此文之一瓣心香,敬献给公木先生的百年诞辰。
                                                     2010年6月8日于北京南方庄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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