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儿童文学之缘
 
刘斌

    三十年前我捣鼓了一阵子儿童文学，结果我被人认为是儿童文学作家，这个名份至今尚存。换句文雅肉麻的话讲，儿童文学是我的“旧情人”。

    说到我搞儿童文学，应当回忆一下当年大学毕业时我的工作分配。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大作家贾平凹是我同学。他与我同校、同系、同专业，但不同班。我和贾平凹如果不算同学也是校友。我们都是那个时期的“工农兵学员”。贾平凹如今成名了，他身边簇拥着一大批新朋友和追随者，把他当明星。而相反，他真正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却都离他而去。比如有一位叫和谷的作家，那人才是贾平凹真正的朋友和同学，一个很长的时期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如今却有点行如陌人。我更是如此，我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贾平凹的朋友，如今就更不会了。我与他仅仅是老熟人。大学毕业时，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师的他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这是大学文科学生眼里最好的工作。父亲是大学校长的我，却分配到陕西石油化工学校。这在当年认为是很糟糕的结果。贾平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工作，而我却不然。我没有去学校就被抽调到陕西省石油化工局“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工作了，心里很是不爽。我不愿意整天和数字、报表打交道，听到什么氮肥、磷肥、钻杆、钻头就心烦。我下决心要离开“石化”部门到文艺单位去。机会终于来了。

    国家出版局原局长边春光当时在陕西，是陕西出版界的最高领导人。文革前据说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头，文革后期从北京下放到陕西。他一手策划创办了一份少年刊物，叫《陕西少年》。这份刊物创刊不久，“四人帮”下台，边春光回京了。主持这个杂志日常工作的是郑文宣，他一边招兵买马，一边运作将这份杂志由省出版社转为共青团陕西省委主管。我向他表示希望来《陕西少年》工作，他却问我：“你发表过什么作品？”我傻眼了！我文革前是中学生，十年文革连大作家都无法创作，更何况我呢？他的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下决心写一篇。那时流行的文学题材有两个，一个是批判“四人帮”，一个是怀念周恩来。我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了一首怀念周恩来的儿童诗，一百多行，寄给北京的《诗刊》，很快《诗刊》发表了。影响很好也很大。有人说我走了关系，其实诗刊社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那时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的工作调动成功了！不但如此，陕西作家协会还吸纳我为新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后组织的第一次作家采风活动点名邀请我参加。陕西那时有多少老作家健在呀！邀请的偏偏只有我一人！结果，一些人不高兴了。最终我也没能成行，我失去了一次重要文学活动的参与。

    陕西老作家很多，但儿童文学老作家却没有。新时期以后有了一批。周竟写故事，李凤杰写小说，王宜振写诗歌，陈军写寓言，除了儿童诗我还写童话。贾平凹则是诗歌和小说都写。因为我的作品得过奖，而且我还是《陕西少年》“少年文艺”专栏的责任编辑，占据一块“阵地”，握有发稿权，所以我很快成为陕西儿童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陕西作家协会成立儿童文学组，组长是贾平凹，我和朱兆雪为副。除了那篇成名作，我还写了一篇怀念贺龙的儿童诗《“火龙”爷爷》，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朝花》大型儿童文学期刊上。主编是崔坪，已经去世了。这份期刊后来也停刊了。我没有保留这首诗的底稿，也没有保留那期刊物，那首诗除了题目外我已经记不得内容了。我的童话《山的回声》也不错，陈子君前辈多次称赞它。我的童话《找皇帝》被改了题目发表在《儿童文学》杂志上，而且还删掉一半。这篇童话的原稿我也丢失了，很可惜。我的这些童话的主题都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很“政治”，能够发表出来已经很不错，我丝毫不抱怨那些编辑们，他们也很困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敢于发表我的这些作品，已经很伟大了。我喜欢张天翼的童话《大林与小林》和《宝葫芦的秘密》、金近的童话《狐狸打猎人的故事》、洪讯涛的童话《神笔马良》，也喜欢《五兄弟》那类的中国民间故事。所以我写童话就学习他们的风格，我努力去当他们的好学生，却从来没有想过超越他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是经典，但都是洋童话。我更喜欢中国的土童话。

    又说“做板凳，吃凉粉”。这话的意思是“在其位，谋其政。”既然我是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副组长，又是少年杂志的文艺栏负责人，我当然只能努力去搞好儿童文学工作。我处理并发表过不少文学名人的作品，如邹荻帆、高洪波、贾平凹等，那个杀人又自杀的青年诗人顾城的诗作我也发表过，我至今还保留他一封给我的来信。我认认真真的干儿童文学，一边写作一边当编辑，在国内也渐渐有了一点小名。此间，我多次有变动工作的机会，我都拒绝了。其中有一次我被推荐去当一位省委副书记的秘书，我同样也婉拒了。我十分喜欢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认为自己这辈子已经和儿童文学结下了缘。大约是1997年，我还报名浙江师范学院考蒋风老师的儿童文学研究生。同年贾平凹也报考母校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结果我们二人双双落榜。据说贾平凹考试成绩不见佳，但学校坚持录取。而我的专业课、理论课和政治考分均在80以上，也没有被录取。这是命！我们都没有学过英语，但外语偏偏考英语。学校当局说，考好专业课，外语只当参考。但蒋南翔“复辟”，回到国家教育部主政，他一声令下：“外语不及格任何人不能录取。”贾平凹落榜了，三十年后却成为这所学校的客座教授。我落榜了，埋下了我告别儿童文学的伏笔。

    如此这般过了七年，共青团陕西省委要实行改革，它所属的杂志社都要改组。一夜之间我被调出这份我曾经亲手参与创刊的少年杂志，被委任为新创办的《陕西青年报》总编辑。这张报得白手起家，我和几位小弟兄又开始了新的创业。离开了少年杂志，我很痛苦。这种痛苦发展到对儿童文学的伤心。由于人们可以想见的原因，从那时起我与儿童文学分手了，既不想看也不想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吃凉粉，不坐板凳。”

    故事本该讲完了，我再补充几句。《陕西少年》杂志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与我共事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事业有成的人物。科技编辑于德新后来担任陕西政协副秘书长，科技编辑郭臻后来担任陕西科技出版社社长，美术编辑孙振庭后来担任陕西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文艺编辑曹彦后来担任陕西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留在杂志社的王宜振如今是全国著名的儿童诗作家。我则进了北京。

    回忆这些往事，仿佛也很有趣。

                                                2010年4月5日清明  北京马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