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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志这个名字，对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来说可能是陌生的，更不会知道，她是“左联”的老战士，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年近18岁的文学青年屠玘华（原名）由江西到上海读高中时，便同“左联”有了联系，得到过鲁迅和冯雪峰等大家的教诲。1934年，20岁的她就发表了《牺牲者》、《受伤之夜》等小说、散文。抗战爆发后，她便投身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在颠沛流离中，她深深思念着割爱留在上海的不满两岁的幼女，提笔写出了近百行的童话长诗《小面人求仙记》。题记中特别写道：“给——远离了我的小女儿和一切远离父母亲的孩子”。她以鲜活的“小面人”的艺术形象，以一个母亲的真情，向侵略者发出停止残杀，呼唤和平的呐喊，激励青少年们不屈服于奴役，奋起抗争，保卫家园。
　　同时她更让自己赋予行动。她全力协助丈夫胡风办好鲁迅先生亲书刊名的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和“希望”丛书，热心团结、扶持了大批文学新人，形成了响当当的“七月派”，实践了鲁迅先生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又面临着内战的苦雨腥风。梅志满怀激愤地写出了《元宵节的夜晚》、《张天师的同学和水鬼》等揭露控诉反动派在内战中横行霸道的童话。这些作品体现了胡风先生早于1935年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倡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对“社会的批判”，使小读者“养成了对黑暗和丑恶的憎恨”；更注重浪漫主义笔法，使小读者“扩大想象力的界限，养成了对人生的热爱和勇气”。胡风对梅志一直像对心爱的小妹妹一样关怀、鼓励、支持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在炼狱的日子里，胡风不失诗人气质，常为家人默吟，在赠梅志的《长恨歌》一诗中云：“度穷操教职，见幼似逢春……神话还童话，先修不老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梅志独自在上海（胡风在香港）展望即将迎来的胜利曙光，她心潮涌动，创作了长篇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那天的《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广播电台联播。以后，被改编成童话剧，还出版了连环画册。梅志笔下这个敢于同“山妖”拼搏、斗智，敢于追求光明，“要去造一座大花园，去造一座大彩桥”的勇敢、快乐的“小红帽”，一时间成为新中国小读者心中的偶像。随之，她又连续写出了童话诗《小青蛙奋斗记》以及《小三子和小车子》等“小三子”系列和《王有富和小黑腿》等各种不同体裁和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正当她洋溢着旺盛的写作热情，要为新国家的儿童文学园地多多栽花育果之时，1952年末的一个夜晚，她心爱的丈夫胡风赠给她这样一首题为“我等着你”的长诗，其中有“在天昏地暗的日子/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在受难者中间，我们的心正在滴血/当我的血快要滴干了/我吸进了你的血温/我吸进了你的呼吸/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力气……”不知胡风有了什么不测的预感，还是宿命或巧合？不出两年，他们真的成了新中国最大的“受难者”。1955年5月，“反胡风”运动席卷全国，他们夫妇先后被捕入狱。前6年，他们被分别关押，互无信息，生死未卜。以后梅志又作为“伴囚”，随胡风被送至四川的一个劳改农场。直到1979年1月，他们才互相搀扶着走出铁门高墙。在这与世隔绝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真的“血快要滴干了”。是梅志这一温柔似水的江南女子，以似钢的意志，不屈的腰身，妻子的挚爱，给丈夫以“血温”，以“呼吸”。在她的悉心照料和鼓励下，身躯高大、持有“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在多次生命垂危之际，都能被她从死神手中拉回。出狱后，短短6年时间里，78岁高龄的胡风支撑着病体，在梅志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和帮助下，奉献出五六十万字珍贵的文史资料书稿。业内人士一致称赞，没有梅志绝没有胡风，更没有他在短暂的幸福晚年所作出的可贵奉献，梅志是能扭转胡风乾坤的伟大女性。著名学者聂绀弩称梅志为“天使”、“圣母”。而梅志她历尽坎坷，却始终心态平静地活到了90岁高龄。在她即将与世长辞之前自述：“我是一位平庸的老妪，仅比一般人多受了一点儿苦难，也就多知道一点儿为人之不易。我也是尽自己的一点儿能力，不伤害生灵，不哗众取宠，老老实实做人而已。”
　　当研究胡风的学者们同晚年的梅志相谈，或望着她的遗像时，均绝口称赞她“典雅的气质和风度”，她的“坚贞和美丽”，她的“内在的美”。
　　确实，梅志从内到外都极为美丽，称得上美丽的天使。这是半个世纪前，我同梅志相识时的第一印象。
　　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胡风第一次来为我们讲课，随他身后走进课堂的是一位身材苗条、文雅美貌的年轻女性。胡风走上讲台，她轻手轻脚靠墙边坐下，静静听讲，不时速记。课间休息时，同学悄声议论，方知这是胡风的夫人，叫梅志。当时我全然不知她还是“左联”老战士，只觉得这是一位无任何修饰的，大约30多岁的美貌女人，她是那样端庄俊秀，蓝色列宁装，齐耳短发，颜面白皙，两眼黑亮，睫毛长长，静心听讲时好像一座美人雕像。胡风的课程讲完，有时她一人还来旁听，悄悄坐在我靠边的座位旁（那时我是最年轻的女学员，总是将课堂的中心座位让给手端茶杯，身穿黄呢军衣的校级军官的学长们）。她有时微笑着借我手中的讲义看看。从她的柔声细语中，我判定她是江南秀女，也判定她不是专门来为丈夫讲课记录，而是来旁听学习的。她每次静静地来去，都惹起同学们注视的目光。那时同学中曾流传这样一句歇后语，如称赞何事极佳极绝，便说“胡风的老婆——没治（梅志）了”。1955年春，在梅志早已不来听课的一年之后，我们每个同学都收到所方发给的一份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停课阅读，讨论批判。不久，宣布我们三年的学制缩短，提前一年毕业，返回各地参加“反胡风”运动。同学们恋恋不舍，无奈告别，各奔东西，经历不测风雨去了。
　　不觉三十年的酸甜苦辣过去，我从农村劳动改造回归辽宁省作协，创办《文学少年》杂志。1995年暑假，率领小读者、小作者去北戴河举办文学夏令营。冒昧地跑到中国作协在北戴河的“创作之家”，看是否有名家来此，欲借花献佛，给小读者以更深层指导。在登记册上发现了李纳、梅志的名字。李纳是文研所一期的同学。我喜出望外，立即叩门拜访，两位大姐还保持着30多年前的风韵，李纳略微发胖，眼镜度数更大了。而梅志除黑发已花白，腰身还是那样的匀称，步履轻盈，虽不再是亭亭玉立，却也挺拔潇洒。我知道，同她患难与共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艰难路程的亲人胡风已于1985年谢世。我也读过她发表出版的回忆录《往事如烟》、《伴囚记》等，那真是以血和泪写就的不堪回首、震撼人心的历史记录。她独身牢中三年有余，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家中的高堂老母和三个无人照料的儿女，特别是那一贯依赖她这位贤惠妻子照料、性格刚烈的丈夫胡风，数星望月，日夜煎熬。她仅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抄写过，何至坐牢？但她常以胡风说的“仁爱的胸怀”，鲁迅和许广平给她的硬骨头精神自励，坚信历史定会给予公平答案。当胡风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精神错乱时，又调她以“伴囚”的身份随同胡风去往四川一农场劳改。她强忍着屈辱忧愁，以温柔性情，巨大耐力，刚毅风骨，贴心护理，不断劝慰着有时绝望的胡风，她常对胡风说：“过去你常叫我坚强，现在可该我说你了，你要知道，这可是一场生命竞赛啊，咱一定要活着出去！”两位老人日夜相伴，心灵相契，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坚持操守。“文革”风暴开始，文艺“黑帮”头头周扬被揪出示众，管教人员奉命要胡风揭发周扬，将功赎罪。因为当年他的《三十万言书》中，主要意见是对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工作，“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这是当时文学界时兴的一句话。这时，梅志暗示他“不知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胡风在交代材料时则写，揪出周扬“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必须展开自由广泛讨论”，“我不会见风使舵赶时髦”。梅志则暗中赋诗“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双肩/躲着它/双腿打战/别屈膝，别倒下，腰不弯……”
　　在北戴河，梅志老人同我们夏令营的队员们座谈，合影，随孩子们上山下坡，总是谈笑风生，腰板挺直，大家一致称赞她人老心少，身板硬朗。她总是笑着说，这是劳动锻炼出来的，炼身炼心腰不弯！她抚摩着少先队员们为她戴上的红领巾，兴奋地说：“我多想再为你们讲几个故事，唱几首赞美社会主义的歌啊！”以后她真的答应了我们《文学少年》的约稿，她为我们写了一篇回忆鲁迅和许广平先生如何关怀她及她的孩子，题为“鲁迅和孩子”的稿件，刊发于《文学少年》1998年第4期头题。关于这件事情的由来在《胡风回忆录》中也有真切的记载。
　　胡风（原名张光人）为湖北一贫农家庭出身，放过羊，打过草，但他自幼好学苦学，1925年，于中学参加五卅运动后先后考取了北大预科和清华英文系。1929年留学日本后，接触了“普罗文学”，参加了日本的反战组织和日共的一些活动，被捕入狱。1932年被遣返回国。抵上海后，“左联”的冯雪峰、周扬等人主动拜访，同他有了联系。后胡风被委任为“左联”宣传部长。《胡风回忆录》中曾写道：一天下午，楼适夷来访，“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经介绍才知道，是屠玘华（梅志）……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穿的是淡蓝布的短旗袍，短发，显得很精神。她是来报告曾介绍她入‘左联’的一位同志被捕了，她要求支援营救。”胡风当即拿出5元钱要屠寄出，并找出些外文书要狱中人翻译……以后这个小姑娘被派到胡风手下搞油印。她不仅认真工作，更虚心向大她12岁的师长胡风学文学，渐渐有了感情。1934年，他们结婚两三个月后，梅志便怀了孕，为了工作和学习，她要求打胎流产，那时中国医院决不做此手术。胡风去请教鲁迅先生，鲁迅批评他们自己吃药打胎太冒险，他亲自带他们去了日本朋友开的医院。经多次诊断研究，人流不成，鲁迅先生便介绍一些有关胎教和育儿的书籍，耐心告诫她要解除精神压力，学习掌握科学育儿知识，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梅志将鲁迅先生送来的那本在上海市场也很难看到的16开本、彩色封面和插图的有关妇女保健知识的厚厚的科普书籍放在床头，随时翻阅、处处照办，以后顺利生下一男孩。梅志在《鲁迅和孩子》一文开头这样写道：“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有‘下午淡海赠镜子及蛇皮笔各一，即以镜赠谷非夫人，笔赠海婴。’十月二十五日是我大儿子晓谷的出生日，是我的丈夫谷非即胡风将这一喜讯报告给鲁迅先生的。”鲁迅当即为她贺喜，特赠她美丽的盒镜，她一直珍惜保存。一向不爱照镜打扮的她，也常以此镜相照。灾难解除后，她从抄家返回的物品中又发现了这美丽的盒镜，更视为珍宝，照面照心，保存至今。
　　梅志分娩几天后要出院时，她的丈夫胡风却迟迟不来接她，她焦急又忧愁，愁的是如何付清昂贵的住院费。待胡风匆匆跑来手举着一叠绿花花的小纸片，让她快看，她不知何物，扭头不理。胡风笑嘻嘻大声说：“鲁迅先生的重礼！为迎接这小生命，鲁迅先生特提前给我开了稿费，就是那篇为《今日中国》写的小文章，史沫特莱给了20元美钞。”原来那是她从未见过的美元。他们用这笔钱不仅付清了住院费，还为孩子买了小床和洗澡盆等。出院后，鲁迅和许广平先生又细心教她如何为孩子洗澡，如何喂奶喂水，补充营养，随时向他们“播撒及时雨”。1935年秋，晓谷快满一周岁时，他们要请鲁迅一家人来吃便饭，梅志这样记述：“即天正是秋高气爽之时，鲁迅先生穿一身深灰色的长衫，戴着他那帽檐下垂的礼帽。许先生穿着淡灰色花旗袍，很朴素。海婴穿一身浅色的童装，可能是在日本服装店定做的，非常合体，显得十分精神，活泼可爱。这一家人来到我们这陋室，不能不用一句俗话说‘蓬荜增辉’了。”那一天，梅志特把妹妹请来，帮助操办饭菜，鲁迅先生还夸赞她烧菜的手艺，特别是对霉干菜烧肉里的霉干菜，鲁迅一家最感可口。饭后，喜欢和晓谷玩耍的海婴还代表爸爸妈妈送给小弟弟三件小礼物：一盒日本制的果酱夹心饼干、一只赛璐珞的能摇摆的玩具娃娃和一个木制的小鸟，尾部有一个哨子，可以吹响，那清脆的鸣叫逗得孩子们拍手大笑。这一定是鲁迅和许广平先生精心选择和安排的……
　　这一切生动的细节都真切地写进了《鲁迅和孩子》一文中，随文我们的编辑还配发了海婴和晓谷玩耍及胡风等人抬棺为鲁迅送葬等珍贵照片。此稿刊发后，反响极佳。为此，我去过北京木樨地梅志的家中。这是部长公寓，屋内宽敞明亮，陈设十分简单，突出的是雕塑家张得蒂雕塑的胡风铜像，好似他当年在文研所讲台上为我们讲课那样，昂首挺胸，双目直视，炯炯有神。雕像后面是一排排书柜，摆放的是他们入狱前被抄家抄走又还回的30~50年代的书籍、资料。梅志望着那些书籍，对我说：“我真想为孩子再写一些东西，可是整理这些资料的任务太重太重了，分秒必争，追回失去的时间吧！”
　　尽管我们《文学少年》的小读者眼巴巴望梅志奶奶能给他们再现90年代“小面人”、“小红帽”的新形象，但是我真张不开嘴再请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为我们伏案笔耕了。不过我坐在总是现出甜甜微笑的梅志老人身边，面对着头顶光亮、两眼有神的胡风雕像，迟迟不愿离去，心中回荡着他们人生路程的狂风苦雨，耳边似又响起当年胡风为我们讲鲁迅专题课时那洪亮的声音，那激昂有力的手势。“肩负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们就是以鲁迅这样的韧性和信念，在全国最大、时间最长的冤案中，迎得彻底平反。他们是鲁迅先生的抬棺人、扶棺人，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
　　当我同梅志老人告别时，她还热情表示：欢迎再来！我心中暗想：我们相隔遥远，能否再来，再见？未料，不久我们真的又相见了。那是在曾留下他们抗日救亡脚印，洒下汗水、泪水、血水的四川。那是四川省作协和五粮液酒厂合办笔会，我被邀请参加。会上出现了梅志的身影。她还是那样腰板挺直，娴静文雅，笔会的一切参观活动她均不缺席。参加这一笔会的三四十位各地作家大约只有她同马识途是最年长者。四川归来不久，曾出席这次笔会为大家留下墨宝的汪曾祺、唐达成等名作家相继谢世，而最年长的梅志老人还忙于写书、编书、辛勤耕耘。她曾赠我一册散文集《花椒红了》并告诉我，她的《少年胡风》手头已无书了，还要修改再版。她现在同女儿晓风正忙着为胡风续写他尚未完成的回忆录，已出版了《胡风传》，她还要编辑出版一部散文集《珍珠梅》，等等。在这从高墙走出的又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她真正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重要的研究史料，完成了她对丈夫胡风的承诺：“我不能让胡风在九泉之下感到彻骨的寒冷，在人与人之间除了寒冷之外，更多的应是相互间的温暖。”“我深感我有责任，这责任是严肃的，义不容辞的。”这位坚强、自信、自尊、自立的梅志老人终于以自己的行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时，她还以她的忠贞、贤惠、家风的继承影响哺育着她的三个儿女，使他们在鲁迅所说“踏着铁蒺藜”的生活路途上迈出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今年春节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小儿子张晓山端端正正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为以胡锦涛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当年胡风被捕时，他还不满8岁。胡风在狱中曾赠他《梦赞》一诗：“心纯如眼亮，稚子净无猜。晚饭刚刚吃，前门急急开，不知刑警到，当做客人来。”是夜，梅志又被捕，她向熟睡的稚子轻轻长吻，祝他好梦，从此久别。半个世纪风雨过去，当年的“梦稚子”，今已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
　　2004年10月，我应邀赴京，参加文研所老所长、著名作家丁玲百年诞辰纪念会，会中得知，梅志老人于10月8日18时谢世了，享年90岁，尊嘱丧事从简，不举行仪式。第二天，我手捧鲜花，赶到木樨地梅志家中，向这位尊敬的长者致敬致哀。同她的儿女晓风、晓谷话别未尽，门开，走进一位高个儿男士，他默默挺立在灵堂前，又悄悄为灵前的鲜花洒水。经晓谷介绍，他叫周海婴。啊，鲁迅的儿子。这两位正是当年我们《文学少年》杂志刊发的梅志稿件中的两个小主人公，那时，他们是文稿和照片中显示的天真调皮的两个男孩，今天也已进入老年行列了。海婴凝望着梅志老人的遗像轻声说：“老人家一生就是爱花，爱草，可从来没能生活在这么多的美丽的花的世界里。今天随着花香，安静地走吧！”我联想到了梅志的散文《珍珠梅》。她满含哲理地赞誉过的那悄悄成长、迎风傲霜、洁白高雅的珍珠梅，不正是她的梅之志，梅之爱，梅之品格的天使、老妪的一生写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