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我有幸参加中国儿童文学代表团赴深圳、珠海参观，碰巧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去深圳，我们几乎是跟着他的脚印走的。本来，这是绝密的事，我们是在一个刚建好的宾馆里知道的，宾馆经理告诉我们，你们是我们接待的第二批客人，邓小平同志前几天刚走。那时，深圳已经矗立起在内地看不到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但荒地荒山还是一片接连一片，不过在这一片片荒山荒地上，到处可见到推土机、挖土机及巨人似的吊重机……，一片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似春雷般送进每一个参观者的耳朵，当我们看到这生气勃勃的场景，好像春风扑面而来，个个热血沸腾。当我回想起在未来此地之前听到的一个关于深圳的传说，有老红军老干部到深圳参观之后抱头大哭，说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劳动成果，一夜之间变了颜色。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接受不了的东西，比如看到在一个澡堂门口，矗立着一块“小姐按摩，10元一次”的牌子，但再回头看了那些新建起的大楼，工地上如同白昼的灯光和轰隆的机器声，想起了有领导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新鲜空气进来了，但也免不了有一两只苍蝇蚊子飞进来，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心里就释然了，而且有满肚子的话想诉说，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总是焦躁不安。有人戏言说我“像一只即将要生蛋的每鸡。”是的，我是一个作家，人民的代言人，我要为深圳这个新生事物大声疾呼，但我又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的读者对象是少年儿童，我不能像报告文学作家、成人文学作家那样写长篇巨著，我只能用我的读者能读懂的手段让他们感悟，我终于寻找到了童话这种形式，写出了《笋芽儿》这篇短文。因为我生活在江南水乡，从小就看到笋芽儿那种不怕风霜，不怕阻挠的生长过程。千万别轻看了小小的、尖尖的、鲜嫩鲜嫩的笋芽儿，甚至能顶起压在自己头上的几十斤重的石头。
　　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是母爱，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长大，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只不过每一个母亲都凭着自己对生活现实的理解、体验、判断，在孩子身上用上自己认为最安全、最得体、最保险的方法，有时这种保险恰恰成了孩子成长的束缚和阻力。上面提到的老红军、老干部们，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把新中国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他们希望自己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富强，人民幸福，但因为多年的思想禁锢，从而产生了种种疑虑、担心，这是情理之中的。一位名家说，所有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无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刻上时代的烙印。儿童文学当然也是这样。
　　文学作品都是以塑造人物为使命，以人物形象感动读者的，儿童文学也使然，只不过要求故事性更强一些，文字更浅显些，因为孩子有喜欢看（听）故事的天性。我在《笋芽儿》中主要设置与塑造了两个人物：笋芽儿和竹鞭妈妈。对笋芽儿我是分三个层次来描述她的成长过程，首先，当笋芽儿听到春雨姑娘的呼唤，把她从梦中唤醒，但她又听了**的话，说：“那……我还是呆在这儿吧。”她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第二是当春雷公公敲起大鼓，把笋芽儿“震”醒后，她对竹鞭妈妈说：“我不怕，我要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出笋芽儿是个具有新奇感的勇敢的积极向上的孩子，她已开始成长。第三是讲笋芽儿钻出地面，看到美丽的春天，特别是听了小草的话，笋芽儿激动地大叫：“我也要趁着这美好的时光，快快地长大！”当竹鞭妈妈再次阻挡时，她回答说：“我不怕冷，我要赶快长大！”勇敢地脱下妈妈给她穿上的，显然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小衣服，一直到长大成为竹子，并自豪地喊出：“我长大啦！”敢赴汤蹈火的是英雄，不怕霜雪，能勇敢“脱”去束缚自己“小衣服”的笋芽儿也是英雄，因为她还只是个孩子。英雄就是这样一步步成长的。对竹鞭妈妈，我也让她同笋芽儿有三次碰撞，来塑造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第一次当笋芽儿听了春雨姑娘的话，央求妈妈她要到地面上去，把**的脸也吓黄了。第二次是竹鞭妈妈见阻拦不住自己的孩子，又怕把孩子冻坏，急忙给她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第三次，因为笋芽儿已经长出地面，她只能给孩子以警告，这是做母亲的无奈之举，也是她唯一能做到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妈妈只能在梦中思念了。这三次碰撞，在笋芽儿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是缺一不可的。从三次碰撞中可以看出笋芽儿成长的脉络，是一步步递进，一次比一次成熟，只能完成了这三次碰撞，才能使我们的小读者从中受到感悟、启迪和心灵滋养。这才是文学作品独具的、其它任何工具都替代不了的功力。
　　我是1984年5月底把稿件寄给《人民日报》的，几天后突然接到社长穆青的亲笔来信，说稿件收到已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人民日报》的“六一”专刊已经付印，只能把《笋芽儿》放到六月二日的报上了。1984年是一个教育局的同志告诉我，《笋芽儿》已经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他还看到至少有五种以上的省级教育杂志介绍了这篇新课文。20多年来，全国和省编小学课本先后选用了《笋芽儿》，我在感到光荣之余，先后被请到几百所小学，介绍课文及写作经过，特别感动的是1990年暑假，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位干部带了他正读小学的儿子，在《少年儿童故事报》报社找到了我，要我同他儿子拍张照片，带回去给全班同学看，因为他们刚刚读过《笋芽儿》，他是从我主编的报纸上找到了我的姓名和地址的。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国际长途，是从德国打来的，她姓赵，原来在江苏读书，如今在德国读博士，也曾经是我们报社的小作者，她最后一句话竟然用了《笋芽儿》的结束语：“倪伯伯，我长大啦！”
　　2004年，当我从事创作50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日报》记者袁亚平同志采访了我，并在报上作了专题报道，我感到光荣，感到幸福，我不但享受到了同全国人民一样的、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更感到由于这篇小作品给我带来的光荣。